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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城镇私有财产权演进模式研究 李 芳 余四川 ? 2011-12-23 14:30:05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 　　 　　改革前，中国传统体制下的财产制度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追求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和公共财产。改革以来中国城镇私有财产权的生长过程贯穿着一根主线和四条路径。一根主线就是城镇私有财产权的生长，主要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沿循了思想解放、政策演进、立法保障和实践突破等四条路径。首先,党通过思想解放给非公有制经济的生长提供观念土壤；其次，党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平等竞争”、“平等保护”的平等主体的政策路径；再次，通过修改宪法和单行立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框架之内。有了政策的支持、法律的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大突破。　　一、思想解放：逐步摆脱公有制崇拜　　在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所有制上就是公有制。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强制实行所有制革命，全面消灭私有经济，把苏联建成了一个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照搬苏俄的建设道路，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从1953年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整个国家经济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实质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摆脱公有制崇拜，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生长和发展的过程。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以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1977年2月7日，华国锋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中央及省级报刊相继发表了600多篇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形成了全国大讨论的局面。　　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定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那么，“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正如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　　第二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以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这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解除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 　　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解决了长期束缚中国人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归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认识误区，既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又是经济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解决了“姓社姓资”对人们思想的困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最终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明确目标。　　第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打破了“公有制崇拜”、突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禁锢。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解决了姓“社”姓“资”问题，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经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