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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清廷仕途——赫德日记》读书报告 中文系程一鸣 学号20112200734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人总是扮演着骗子、凶手、歹徒和传教士的角色，起码给我的印象大多如此，比如带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烧杀抢掠的瓦德西，比如中法战争中刚愎自用的法军司令孤拔，比如挑起鸦片战争的英国无赖义律，比如无恶不作的洋枪队头领华尔……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拨开历史尘封的记忆我们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身影——赫德，这个，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被清廷视为客卿，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在 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赫德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奕欣：“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赫德在1854年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宁波时，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好华语，虽然事实上作为领事职员中的一员，他的时间为帮助英国船长和商人与中国海关打交道而被大量占用，但这倒使他有机会练习说天天能听到的那些词句。但却明显缺少像后来出版的教科书之类的教材，甚至一套公认的罗马拼音体系，当然同样缺乏的也有教师。他们最多只能提供一些本地话的材料。人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些教科书给初学者硬塞了多少多余的废话，如Ou est la plume dematante?（我姑母的钢笔在哪里？）一类的货色，而没有一个姑母是近在一万里之内的。向姑母借笔之事更是无从谈起，可想而知，初学汉语的赫德德的艰难程度。总之，年轻的赫德不得不艰苦地用直接法和尝试错误法来生吞这些汉语。但赫德是雄心勃勃的。宁波当地言是眼前工作所需，而官话则是以后与朝廷官员打交道时同样必不可少的。所以年轻的译员T?E?威妥玛向包令爵士报告说“由于企图同时正式学官话和当地方言而增加了更大的困难”。从他到达的第二个月起，即1854年10月，赫德写道：“我以常聘用以我微薄的工资所能请到的最好的官话教师。” 约翰·包令爵士（1843年到宁波，他是位外交家，还是一位诗人和语言学家）曾因自己通晓几种语言而自负，他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热带地区，爱好学习的劲头必须非常强烈，在6小时公务前或是在6小时公务后坚定地、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赫德觉得同时过两种公务生活特别分心。他写信给汉文正使威妥玛说：“我想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跟好的老师学习并得到精通这门语言的长者的建议与指点，会比一个单独的，又有别的事打扰的个人取得快得多的进步，而且获得更有用的汉语知识，因为这个人从来不知道可称为是他自己的时间有多少，每天的奇思怪想时而飘向这里时而飘向那里，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否花在值得努力的追求上，或者是否在按恰当的方式工作。” 在威妥玛1855年4月访问宁波时，他发现赫德仍然没得到一个胜任的教师。威妥玛说他能同情赫德，因为他自己在学了5年之后才知道该读什么书，与密迪乐认识之后才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赫德坚持学习中文，起初官话的一些发音使他想起“你对马讲话的样子”，但他却老老实实地用他自己蹩脚的罗马拼音体系尽可能准确地拼写这些发音，而且一天还花六七个小时学习。通过他的汉语教师得到几本中文书，这些书至少包括五经中的两本——书经和诗经，还有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些书是学习古文的初学者必读的书。但令人不解的是，赫德似乎没花什么时间去阅读流行的识字课本“千字文”。 赫德在学习过程中很快就欣赏起中国文字的独有特点，那就是缺乏正式语法和中文语句的平衡、节奏和精炼以及一文字的模棱两可和一词多义。在当时，赫德也发现中国人对所写文字极端敬重，把所写有文字的纸片拿来焚烧，而不是单纯的扔掉。一种普遍的已成仪式的做法就是明证，在每个城乡并都可看到为此而建造的祭坛塔或惜字塔。 1854年12月下半月赫德得到几本有用的书，包括《麦都思汉英字典》和艾约瑟的《汉语会话》，他的汉话教师还给了他两个不同版本的1724年首次出版的雍正皇帝论道德的小册子《圣谕广训》（《圣谕广训》是康熙的圣谕，出版时带有雍正的注释，它是中国钦定的儒家行为准则的官方文件。）赫德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这万多字的材料。正如一切学习汉语的学生都必须做到的一样，他越来越明白，汉语由上下文决定意思，人们不仅必须记住每一个汉字，而且必须记住表达形式才能获得真实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1855年2月，赫德开始学习宁波土话，在5月初他曾表示过放弃这种行动方针的意愿，因为这干扰了他官话学习的进展。或许正如晏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