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牧区社会经济调查.doc

甘肃农牧区社会经济调查 1 前言 1 1. 藏族农牧女子 2 案例1. 中心户长 3 案例2. 藏女打工 5 2. 非农就业者 7 案例3. 患病在家的建筑小工 7 案例4. 宾馆服务员 8 案例5. 从失败中奋起 10 3. 残疾人救济与五保户照料 12 案例6. 富裕户到特困户的转变 12 案例7. 五保夫妇的生活 14 4. 因草场纠纷引起的贫困 15 案例8. 损失与补偿 17 案例9. 社会冲突与长期贫困 18 5. 扶贫项目效用几何 20 案例10. 跨过贫困门槛并不意味着脱贫 20 案例11. 村庄资源分配 22 案例12. 桑吉加为什么不给他的羊盖暖棚？ 23 案例13. 成功脱贫者的思考 25 甘肃农牧区社会经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前言 甘肃省农村是我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域之一，也是中央政府推行的扶贫计划最早覆盖的地域之一。从1982年实施 “三西（定西、河西、西海固地区）建设工程”算起，到如今已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此间，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扶贫力度不断加大。然而极端贫困的现象依然存在，贫困缓解的速度逐渐减慢，甚至曾出现停滞。眼下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政府是否投资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而是在特定地区如何投资、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受益。带着这一问题，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聚居区发展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8月在甘肃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乡村调查。所到之处，分别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辖地。两地皆有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农牧民互通信息、互相学习，积极从市场经济中寻求脱贫机会，显示出良好的进取精神和应变能力。虽然，外部援助对于农牧民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实现自力更生，发挥了良好的支持作用。倘若没有农牧户和个人的努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许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者比目前更贫穷。这一切，在课题组的农牧户访谈记录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以下便是循着这条线索，从访谈记录中选择整理出来的案例故事。故事主人公（凡涉及个人隐私之处皆用化名）的命运，无疑也折射出当地农牧民生活的一般现状。 （朱玲） 1.????? 藏族农牧女子 8月4-13日，课题组在卓尼县和夏河县做调查。这两个县都是国定贫困县，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青、川三省交界处，全州66万人口中藏族将近占50%，其余主要是回族和汉族[1]。书称当地藏民的祖先，或是最早的土著羌族和苗族，或是晋代以后从青海过来的游牧部落，或是唐朝时期来此驻扎的吐蕃军团[2]。天长日久民族杂居，甘南藏族的生活习惯和举止言谈都发生了强弱不等的变化。如今牧区藏族仍讲安多方言（藏语），农区藏族则多用汉话，从而使我们的访谈节约了不少翻译时间。课题组在卓尼县重点调查农区，在夏河县主要走访牧区。 与笔者在西藏村落走访过的妇女相比，甘南藏区农牧妇女有如下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第一，劳动负担重、干活时间长。牧区女子背水、做饭、放牧、挤奶、打酥油、照料小孩，从早到晚少有闲暇。加之饮食单调，营养不全面，多数人年过半百，腰脊便“弯成一道山梁”。农区妇女与之相仿，只不过生产劳动场所主要是田间而非牧场。第二，女性农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在30岁以上的农牧妇女当中，多数没有上过学，念过两三年书的人都可谓凤毛麟角。第三，在上述背景下，艰苦的生存环境、短缺的卫生服务和贫穷的经济状况，使藏区农牧妇女的妇科发病率高，健康风险大。 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甘南藏族农牧妇女与西藏同类群体的显著差别，首先在于前者的居住区位交通相对便利，她们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相对频繁。尤其是农区藏族妇女，由于能够使用汉语而信息渠道稍多，视野较开阔。其次，相对开放的环境和多民族通用语言的掌握，使得甘南藏族农牧妇女比西藏的活动范围要广。例如，西藏农牧妇女极少远行，即使出外也多为朝佛；甘南藏族妇女则不乏外出经历，而且常为经济活动而远离居住村落。特别是年轻的农区藏族妇女，勇于离乡出县甚至跨越省界西行边疆，为获得新的生产技术和现金收入寻找机会。当然，甘南的男性藏族农牧民也具备这两个特点，而且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往往对家庭中的女性具有示范作用。 案例1. 中心户长 从卓尼县政府的官员那里了解到，县里最穷的地方，是“东三乡”（该县东部三个乡）里面的柏林乡。那里高寒缺水、人多地少、土壤瘠薄，近20年来多多少少总有些扶贫项目，例如人畜饮水工程、农电线路架设和种养业科技推广项目等等。为了观察扶贫效果，我们选择的第一个调研点就是柏林乡。这“东三乡”好似卓尼县辖区中的一块“飞地”，距县城柳林镇85公里左右，其间隔着临潭县的“地盘”。也许正因为远离本县的行政中心，去柏林乡的路况显著不佳，我们乘“依维柯” （IVECO）中巴车颠簸了3个来小时才抵达乡政府。 听乡长说，此地的无霜期一年才100多天，庄稼只能收一季。20年前，农户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