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问题.docVIP

浅议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问题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苏友芹 内容摘要 亲属拒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各国规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是对各种社会价值进行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加强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对于完善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证据立法，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就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具体设计进行探讨。 关键词 亲属拒证权 夫妻特权 和谐社会 亲亲相隐 所谓亲属拒证权，又称亲属作证豁免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案件知晓人与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具有某种亲属关系，为了维护和促进特定的亲情关系，法律允许具有证人资格的亲属依法对自己掌握的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并赋予其有拒绝法庭调查询问以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特殊权利。 一、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亲属拒证权制度也不例外，是立法者基于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一）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和生存状态：没有秩序，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没有可能。人类出于某种求安全、求稳定的心理，总是期望秩序具有稳定性。一种变化过于迅疾的“秩序”可能并不是一种良善而健康的秩序，甚至可能根本不是秩序。从刑事诉讼的演进过程来看，维护社会秩序的和平是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自始至终的价值追求。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允许证人在具备特定身份时免除其作证义务，对于减少家庭的破裂，维护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观点，亲属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是整个社会秩序和平的基础。当前，亲属伦理规则仍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如果让证人如实际陈述或出示文件、物件等，可能会损害某种殊为重要的利益或社会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大于司法调查事实的利益。当不同的制度所维系的社会关系产生冲突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应当追求“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效果。亲属拒证权设置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协调、平衡查明案情的需要与特定的权益或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二）体现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 在法秩序的架构内，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是法律的最终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近代以来，自由逐渐分化为两个方面：其一为消极自由，即所谓“免于……的自由”；其二为积极自由，即所谓“从事……的自由”。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其核心都是主体意志的自我决定权。亲属拒证权制度基于依赖关系的政策性考虑，赋予特定身份的人以特权来捍卫其保守秘密的自由。 在很多时候，“理、情、法”很难一统，但法律却不外乎人情。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法律不能奢求证人为正义而置自己和家人的生死于不顾。血缘亲情的特殊情感与“荣辱与共”的社会现实导致亲属之间难以“大义灭亲”，主动揭发和控告亲属犯罪。如果法律以强制力作为威吓而强制亲属出庭作证，古老格言“法不强人所难”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将遭受严重践踏，亲属在亲情与司法利益之间毫无选择的余地，其结果只能是自由权的不堪负担与法益主体身份的沦丧。 （三）保障基本人权 近百年来，人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已经从一种思想变成一项原则并获得制度的保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的国际保护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在所有人权保障的手段中，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无疑是最有效的。目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许多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普遍准则。亲属拒证权的确立在一定侧面与保障基本人权的价值意旨相一致，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一个关键环节。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重要主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证人作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同样面临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或者被限制的情形。如果法律完全排斥亲属拒证权的存在，特定身份的证人势必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念及亲情而锒铛入狱，要么出庭对抗骨肉至亲。无论怎样选择，所造成的后果都是致命的。除非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然大部分罪犯在服刑期满后仍回归社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对人类心灵深处的创伤和隐痛是持续的，甚至还可以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四）提高诉讼效益 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萌生以来，效益无疑已“归化”为法律的“公民”，成为一切法律制度所不得不考虑的功利性评价依据。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要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寻求最佳的方式来科学合理地利用诉讼资源。“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效益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公正的第二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