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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略 （续） 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也就应该是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忽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和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如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实际上，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地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以致1978年、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负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至今仍受到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立足于战备，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但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其次，就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而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之所以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上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和迫不得已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原始积累的常规模式就是个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却给农业工作制造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是最终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而且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缨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上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的。简单地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如此定价权自然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个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挫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