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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罪的追诉程序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律师伪证罪”，即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多由律师担任，因而该罪又被直称为“律师伪证罪”。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刑法增设该罪名来，截至2010年，共有108名律师因此罪被追诉，其中有32名律师最终被判有罪。超过60%的案件在审判前获得“解决”。在许多案件中，均存在着侦控机关恶意曲解法律、实施职业报复的现象。有的是案件尚未开庭，律师即被公安或检察机关拘捕;有的是庭审一结束，律师就被直接送进了看守所。从实践效果看，该罪的确成了一些侦控机关实施职业报复、甚至构陷律师的利器，不适当地增加了律师执业风险，恶化了刑事辩护环境。因此，尽快废除刑法第306条，早已是律师界、法学界的共识。 　　但必须指出的是，废除刑法第306条，不等于对律师的伪证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废除306条，只是消除了对律师伪证行为单独设罪的立法歧视，但对律师伪证行为仍可以根据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予以追究。这就意味着，即使废除了刑法第306条，侦控机关仍可能利用第307条实施职业报复。因此，在笔者看来，废除刑法第306条固然必要，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容忍律师毁灭、伪造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等行为，将律师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是各国通例。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控机关随意对律师启动刑事追诉，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实体法，而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些缺陷密切相关。例如，由于缺乏集体回避和管辖异议制度，律师伪证罪案件往往由之前在诉讼中与律师结怨的侦控机关办理;缺乏刑事追诉的前置程序，侦控机关可以随意对律师启动追诉;司法审查缺位，侦控机关可以任意对律师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缺乏诉讼中排除辩护人程序，侦控机关可以直接以拘捕方式将辩护律师排斥出局等。 　　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主要不在于实体法之存废，而在于是否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障律师免受错误的或者不公正的追究。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曾言：“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事实上，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宁愿生活在忠实适用我们英美法程序的苏联实体法制度下，而不是由苏联程序所实施的我们的实体法制度下。”这说明，正当法律程序对实体法的一些缺陷具有匡正纠偏的功能，即使刑法306条是“恶规”，但只要经由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追诉，它就不至于成为悬在广大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律师伪证罪予以追究，与侦控机关追诉一般刑事犯罪具有很大区别。律师伪证行为，主要是律师作为辩护人，在与侦控机关进行诉讼对抗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控辩对抗的副产品。控辩对抗有可能激化律师与侦控机关的对立情绪与矛盾，甚至产生积怨，特别是在一些侦控失败的案件中，侦控机关为扭转劣势或发泄情绪，就有可能借助律师伪证罪来打击对手。此时，如果任由作为诉讼对手的侦控机关对律师随意追诉，而不设置特殊的程序加以限制或保障，则侦控机关利用该罪名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从一些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看，追究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除了要遵循正当程序的一般要求外，往往还为律师设置了一些特别保障措施，以避免律师遭受职业报复。这些特殊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排除律师作为辩护人的特别程序，以防止控方随意将辩护人排除于诉讼之外;二是对律师启动和实施刑事追诉的特别程序，以防止控方随意启动和实施追诉。这两点，恰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缺乏，而对保障律师免受不当追诉具有重大意义的程序制度，亟需借鉴国外经验，尽快纳入立法规定。 　　二、排除律师作为辩护人的特别程序 　　从我国的一些律师伪证案看，很多情况下，是刑事诉讼尚在进行之中，律师的辩护职责尚未完成，侦控机关即以律师涉嫌伪证罪或者其他犯罪为由，将律师拘捕，从而直接将其排除在诉讼之外。从诉讼结果看，即使侦控机关此后对该律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也成功地达到了将该律师排除在本案诉讼之外，为其顺利追诉扫清障碍的目的。 　　例如，1997年发生的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涉嫌徇私舞弊案。付爱勤在为盗窃案被告人杨德才做二审辩护时，调查发现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起盗窃犯罪事实，杨德才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为此，大同中院将案件发回重审。1997年2月27日，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重审开庭，付爱勤申请4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都是被告人的同事，一致证明被告人在案发时正在劳动，没有作案时间。4位证人在笔录上签名后，即被检察人员从法庭上强行带走，直到晚上10时许，4人都作出相反的证言之后，才被放回家。次日下午，检察人员来到律师事务所，以涉嫌徇私舞弊为由，将付爱勤刑事拘留。全国律协指派刘文元律师为该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