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整理】技术与制度结合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来浅析“李约瑟问题”.docVIP

天马行空官方博客：/tmxk_docin ；QQ:1318241189；QQ群：175569632 技术与制度:结合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来浅析“李约瑟问题” 19世纪，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困挠着无数人且至今难解的问题：中国古代取得的技术成就在同时代绝无仅有，而到近代却为什么工业和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是为“李约瑟之谜”。 对于“李约瑟之谜”，有人认为是科学技术供给不足，李约瑟研究所最近披露的答案则将其归咎于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认为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实际上，不同回答的都基于中国缺乏大量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及其场所。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主要依靠工匠、农夫的经验和少数天才的敏锐观察，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天才式的工匠会更多，所以一度在科技和经济上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主要依靠科学试验来获得。上述回答虽或多或少地接近于事实的本来，但是都有失偏颇，未能把握导致这一现象的实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搞清楚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模型。诺斯认为：导致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的基本原因是专业化增益与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市场规模的扩大要求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而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工势必造成一定交易成本的增加。交易成本的增加要求更为新的，更为优越的组织制度的供给以此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越的制度又为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与禁忌增长提供条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李约瑟问题一分为二来回答：即古代中国的技术发展何以独领风骚？近代却何以落后，什么原因促使这一现象的产生？ 首先，让我们基于道格拉斯诺斯的分析框架来试图找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笔者认为支撑中国古代技术取得辉煌成就的因素不外乎以下几点： ①，制度的优势。中国古代，技术的巨大进步可以以“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变来表示。而经历这一转变的时期，时值中国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大陆远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诸侯国林立，各自为政。这种政治格局非常类似于诺斯所描述的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大陆的政治情况。由于各诸侯国家之间的存在，必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必须迫使国家相继提出一些竞争性的制度供给。这就出现了如著名的“吴起变法”，“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等变革制度的措施。同时，当时的政府也非常普遍地的具有奥尔森所描述的“匪帮”性质，诸侯政府有一种强烈的掠夺欲望。但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英明的君主往往力求长远的收益最大化，如“春秋五霸”，因而也就伴随着几个先进制度供给政府的出现。制度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的结局是优越制度的胜出。秦的统一意味着秦所供给制度的优越性。源于商鞅的废除“井田制”，“耕战”政策，“郡县制”以及推行的一系列严明细致的法律使秦人的生产活动具有非常大的确定性。“井田制”使自耕农获得了进一步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封建主私有土地的承认使土地有了更为稳定的预期收益。因而，刺激了生产者更加积极地向土地投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大大优于奴隶制。先进的制度也使之一跃成为“七国首富”，为以后实现大一统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外，统一后的国家（除了那种极力谋求向周边地区扩张而大力掠夺国民财富的政府之外）都为经济的修养生息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这在古代的汉朝，唐朝以及元、明、清代得以体现。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两性间的情欲是无限的”也就预示着在没有任何阻碍人的增长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而从中国历史资料来看，大凡统一时期，国家人口一般都处于人口波动的“波峰阶段”。中国人口的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到西汉末期，人口接近60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到明末，大约160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沿着6000万-7000万的总量上下波动。特别是在宋代，有人估计人口已达到1亿左右的峰值。第三个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历经1亿、2亿、3亿，最终达到4亿3千万左右。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短期内生产资料的紧张。而一般在生产资料紧张的情况下会有以下选择：一是延伸土地的边界；二是在有限土地的情况下，求之于土地节约型技术。显然在古代中国上述两种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但表现最为明显的方式是不断拓展耕地面积，表现为文明向蛮荒的延伸，国土面积的不断扩大。从中国历史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统一时期，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思想的封建政府历来都主张愚民政策，利用土地将农民固定起来，不主张人口的流动。而且对于单个农民来说，在政策不予鼓励的情况下，预期收益很模糊，因而迁移的成本肯定难以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人地关系”一般更倾向于土地节约技术。如各朝代相继出现的水排，鼓风机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