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行为文化阐释与政策蕴意_林卡 .pptVIP

慈善行为的文化阐释与政策蕴意 林 卡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 红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 一、导 论 *中国慈善事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从1996年至2005年，全国民政系统收到的捐赠款物就达到284多亿元/2004年国务院修改发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等 *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 美国和日本的慈善机构掌控约占GDP的8%到9%的慈善资源，而中国100多家主要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的款物只相当于当年GDP的万分之五（刘溜，2004）/港人每年捐给社会救助的费用是人均100元港币，而中国2002年的调查显示人均捐款不到一元（徐永光，2005）。 *慈善捐助所存在的问题。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政策鼓励方面的问题（邓国胜，2004, 等等) 。但慈善问题不仅仅与组织行为和政府管理相关，更与伦理、道德和规范相关。目前的慈善研究强调慈善活动的制度性功能，即把社会捐赠活动看作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考察慈善行为的规范性基础。 *慈善的文化背景。 慈善行为是由人们的宗教感、道义感和社会责任心所引发的，并为怜悯、同情和人道主义等情感所推动的。讨论慈善问题要涉及人们对于慈善观念的理解及其相关的文化背景。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其所具有的慈善文化的内容、背景都不一样。这使我们可以进行比较。 * 二、慈善规范的文化背景 *慈善行为的道德基础 利己主义行为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的；互惠主义则基于共同利益而提供相互服务；利他主义则是纯粹的“给予”，并不期望在未来得到回报。慈善行为是人们按利他主义的原则所采取的行为。尽管一些人通过把慈善解释为“公共物品”来强调慈善活动具有功利目的，但慈善与利己主义原则显然是对立的。 *互惠主义, 利他主义和慈善 一些人认为在互惠主义的形式下展开的助人活动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慈善行为（Spicker 1991, 23），因为给予者对其行为的可能回报存在着期望。蒂特姆斯(1970)也区分了两类捐助关系：一是“礼物”关系，二是“捐献”关系。前者是捐助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着面对面的互动关系，其给予会引起接受者的感激; 而后者则是对 “陌生人”的捐助, 不具有直接回报的期望。 *在互惠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线是困难的。 互惠主义具有三种形式，即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否定性互惠基于个人利益，均衡互惠包含了较高程度的互利，而在一般互惠这种形式中，给予者和接受者没有直接的联系(Sahlins 1972，also see Spicker, 1991, p. 22; Schmidt, 1995, p. 12)。理解这些区分对于我们以下分析慈善行为的文化基础十分有用。 * *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博爱” 基督教文化认为人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博爱”。慈善被看成是人们由对上帝的信仰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品质（陆镜生2001）。捐助者把慈善活动看成是一种义务，很少带有对于获得回报的期待。这种观念对于发展现代慈善事业有着积极意义。在现代公共慈善的理念中, 慈善是一种基于公益心的公共行为，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中介，使捐赠与受赠分离（刘溜，2004）。 *中国文化中基于互惠主义的慈善观念 中国的慈善传统受道教、儒教、佛教影响。儒教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但人们是否行善则是基于个人道德而不是道德命令。中国文化倡导的乐善好施观念与 “业报”观念相关。这种观念把行善与自身身家性命和个人前途，祖宗荫萌和子孙报应等观念相联系（也有的把行善作为赎罪免灾积德的手段）。由此，人们的行善活动与互惠主义的原则相协调（Lin 1999：40-46）。 *中国历史上的慈善传统 由于这种文化背景，中国慈善活动的发展在历史上相对较弱。慈善活动大多是由寺院和宗教组织所组织, 而这些宗教组织游离于以家族主义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社会网络之外。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也十分弱小; 它们大多是分散的、小型的互助团体。 当互惠主义的传统削弱了公共慈善活动时，这一传统也支持了以家族主义为支柱的社会安全网, 发展出了诸如义庄、义田、义塾等多种宗族慈善形式。宗族慈善的目的主要并非济贫，而是维持家族的生命与声望；其受益人主要是宗族成员。在家族主义背景中构建的这一社会网络的特性, 曾被费孝通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进行描述，即人们的亲疏关系是由其与家庭成员联系的密切性来决定的，并以此为核心不断地向外拓展, 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建立在互惠主义基础上的这种慈善观强化了血缘和地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