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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
对于屈原作品中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王逸也引经据典地加以肯定,认为它们都是“依《诗》人之义而作”,“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举了好多《离骚》中的句子来和儒家的经书对照,以力证其“依托五经”。他的引证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提高浪漫主义文学的地位,为其争得合法的权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逸对屈原作品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对屈原所代表的进步的文化传统的肯定,是对传统的儒家保守文学观的反击。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学态度:一种是与现实妥协,一种是与现实抗争。另外,对于浪漫主义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否定,有人认为应该肯定。对于屈原的评价最终是肯定派占了上锋。 第三节 王充论文学 王充的著作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书》、《养性书》等。今仅存《论衡》八十四篇。他的《论衡》,是以“异端”的姿态,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西汉以来因受今文经学的影响而甚嚣尘上的谶纬迷信之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中在阐述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也涉及到不少文学艺术的重要问题,比较系统的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尚用的文学价值观 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王充很注重事物的实际功用,对于文学当然也是如此。他认为,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一样,必须以尚用为本。《论衡?自纪》中讲文学的价值:“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王充所谓的“用”,是思想层面的“惩劝”作用。 王充很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作品的这种感染力则来自作家在创作时的真情实感。《论衡?超奇》云:“有根株于下,有叶荣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 “人之有文,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他用鸟生羽毛来比喻“情”与“文”的关系,形象而贴切,是对汉赋的华而不实的文风的有力批判。 王充主张文章要在非写不可的情况下写。应该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为了一种目的而写文章。比如孔子写《春秋》是起因于当时道德的衰败;孟子之所以写《孟子七章》是因为当时扬墨学派蛊惑人心;韩非之所以写《韩非》是因为当时韩国弱小,没有法度。文章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写,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 第四章 汉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 汉代文学的总体情况 汉初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提倡黄老思想。汉初文学创作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吸取先秦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先秦文学的精华。国力增强之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限制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由于统治者要求,歌功颂德的文学盛行。 第一节《毛诗序》——汉人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汉武帝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经学随之盛行,而《诗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汉武帝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诗》为其一。在经学极盛的情况下,儒生讲解、阐发《诗经》成风。汉代传《诗》的主要有四家:齐鲁韩毛。 《毛诗序》 《毛诗》流传至今,《毛诗序》就是这一派为解释诗经所写的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但无定论。《毛诗序》不长,只有六七百字,但是它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诗》的看法,对诗歌的特征、它与政治的关系、它的社会作用以及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一)关于诗歌的特质 《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诗歌的特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说诗是人的情志的延续。 1、诗言志 先秦人关于诗歌的特质,已有“言志”的说法,《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先秦人尚没有把情感这一表现对象从主观范畴中突出出来。而《毛诗序》前进了一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告诉人们,所谓“在心为志”的“志”,也就是情感。 2、诗的语言特点——咏叹 咏叹,是情感激荡所发出的呼声,它是抒情性语言的必然表现。我们不妨说,“言事”的文和“言志”的诗,其区分正在咏叹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它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此《毛诗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二)诗歌的社会作用 《毛诗序》总结了先秦儒家对《诗》的看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其论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首先指出诗歌对老百姓的作用,说诗可用来规范夫妇与父子之道,从而在社会上促成理想的人伦风化。 美与刺 《毛诗序》也论到诗歌对统治者自身的作用,那就是它的“美”和“刺”。所谓“美”,即“美盛德之形容”,也就是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而“刺”,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处在衰微之世、苛政之下的百姓可用诗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但“刺”有严格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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