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中国悬念.docVIP

“生态城”中国悬念 　　1975年，在巴西的库里蒂巴，政府购置了一块16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库里蒂巴的工业区。随后征招了500多家无污染的工业企业，又在工业区附近给低收入者建了住房、学校、医院、购物及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工人居住区靠近工厂，和大城市相比，每周可节约20个小时上下班往返时间。到了2007年，这座城市已经成为生态城的样本，城市绿地全部免费开放，公园禁止铺设硬质路面，通过“垃圾购买项目”，垃圾甚至可以用来换取食品， 　　2005年，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07年，“生态城”这一概念成为热门词，并在城市名片的潮流上抢了“国际大都市”的风头――这可以从一份账单上看出来：在2018年前，马鞍山将投资790．48亿元建设生态市，而山东聊城则是315.65亿；同样作为生态市资金的，还有深圳的780亿、宁波的500亿、济南的400亿、徐州的207亿、温州的146亿、都江堰的175亿……中国的城市，已经准备好为“生态城”的绿色理想理单。与此同时，天津有“代表世界最高水准的”、还没有地址的“生态未来城”，上海有设计公司眼中的“全球首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而重庆云阳将建中国第一座生态移民城。 　　“生态城”作为城市发展思路的热潮，或者与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有关，或者与上世纪80年代奥?杨尼斯基的“生态城”思想有关，或者与马世骏1984年发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文章有关，反正，在福布斯富豪榜上那班中国富豪起家的1986年到1991年，宜春、上海、天津、哈尔滨、成都、长沙、秦皇岛、扬州、沈阳、大连、绍兴等城市纷纷率先为自己确定“生态城市”的目标。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李勇对生态城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有如下解释：“建设生态型城市，就是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社会城市转向追求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复合效益的后工业社会城市。”面对比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快3倍的中国城市化率，对“生态城”的追求，显然是一个进步――如果它不在具体操作中成为下一个“国际大都市”式新噱头的话。 　　一家名为EcoClities(生态城)的英??公司的CEO到重庆谈地产投资，就透露，该公司正拟投资400亿元，在上海崇明岛展开其首个在华项目――东滩生态城项目。这家声称有欧美国家私募资金市场背景的公司称，如果重庆有合适的地块，他们不会犹豫在那里建起一个生态城：“至于资金，不是问题。”对于生态城来说，资金和人才都不是主要问题，想打生态牌的地产商、想到中国做城市试验的外国规划公司，都对生态城保持浓烈的兴趣。 　　“生态城”是对一个城市经济、规划、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把“生态城”理解为在规划图的某些版位填上绿色、以实现绿化达标的观念在中国依然很普遍。人们难免担心：我们是否已经了解了生态城是什么?生态城的思路会不会太超前?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更值得担心的问题是，建设生态城时会不会反而破坏了环境?过多强调人工生态的建设，会不会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的维护? 　　生态城是一个全新的系统，而这个系统要和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结合时，困难就会存在――正如深圳，紧缺的土地资源被市长列入城市发展“难以为继”的问题之中；正如缺乏能源的厦门，城市生活能源不得不以煤和石油为主；正如上海，崇明岛东滩的生态城被学者怀疑“破坏生态”；正如天津，芬兰相中的未来“生态城”能不能适应这个老城，还是一个悬念。 　　上海：“生态城”破坏生态? 　　 　　经过40分钟的车程，就仿佛来到了地平线的尽头――放眼看到一望无际的湿地，满目墨绿色的芦苇，从岸边登上人工搭建的迂回木质走廊，走在芦苇的上方，不时看见小螃蟹在湿地穿梭，野趣横生。 　　这里是崇明岛东滩，一片2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最大的原生态湿地，如此荒漠之地距离繁华大都市上海仅仅40分钟快艇路程。现在是夏季，无缘看到珍贵鸟类迁徙的壮观景象，但是不妨碍我们的想象――崇明岛的东端东滩是国际著名的候鸟亚太迁徙路线(西伯利亚一澳大利亚)上的重要驿站和栖息地。因此每年有108种、数百万只湿地鸟类在此育肥、越冬和中转，候鸟们在此停留后就要面临飞越太平洋的漫长旅程。 　　行政上隶属上海的崇明岛是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东端被叫做“东滩”的湿地是中国候鸟重点保护区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湿地一直被称为“地球之肾”，有降解污染物、净化水质等生态功能，而崇明东滩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显得尤为重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向长江排放的水体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各种污染物，东滩的存在相当于一个建在长江口的高效污水处理厂。有关专家曾对东滩湿地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结果发现这里的每平方公里土地每年可以带来46万元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 　　在未来的25年中，东滩将不仅有珍贵候鸟，与鸟类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