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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共同生态家园 　　10年以后，东部那些最为富庶的城市迎来蓝天绿水、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或许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西部中国会不会在贫穷和污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11年前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长江大洪水了。正是那场洪水的肆虐，让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开始退耕还林，不到10年，种下3亿亩树林，长江及各条江河下游则开始了自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退田还湖，仅仅长江干流就拓展了1400多平方公里水面。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长江流域的生态地理面目全非，这样沧海桑田般的自然变迁，原本至少需百余年才能完成，可在中国，不到一代人，就迅速实现了。另一个可与长江流域媲美的环境大变迁是内蒙古大草原，2000年前后的沙尘暴，席卷华北平原，也由此开始了铁腕的生态移民，几十万牧民迁出了赖以生存的草场，草原得到了彻底的休养生息，不到10年时间，已又是绿意盎然。 　　大洪水与沙尘暴记忆都渐渐远去，但崭新的环境问题正在袭来。中国的能源已经紧缺到不惜剖开内蒙草原，挖掘劣质煤发电，而水，已经紧缺到让人打贝加尔湖主意的地步，长江上的高坝能够拦住洪水，却无法阻止无处不在的污染。 　　 　　尽管从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情况看，环境由持续恶化到开始好转的拐点仍然无法预计何时出现，但这些并不影响规划里对于环境改善的乐观。各种各样的环境治理规划大都给出了2020年的目标，按照这些生态建设图，2020年，南水北调开通，干涸的华北平原上流淌着浩瀚长江水，长江上游种下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内蒙古草原也早已水草丰茂了。 　　 　　根本变革 　　 　　对于环保问题必要性的认知，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透彻，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曾接受过“科学发展观”的培训与教育。 　　更加实质性的举动在于，过去的两年里，中央政府反复汇集各地资料、征求各方意见，试图编制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简单地讲，就是在考虑自然生态状况、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区位特征、环境容量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将整个国家划分为四类区域：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2007年，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会议上说。主体功能区规划完成后，要重新设计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要符合构建主体功能区的要求。 　　国家发改委的文件给出了更加清晰的制度设计，财政政策方面，未来的政策取向将更倾向于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一方面，在现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体系下，将考虑增加主体功能区因素，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和社会管理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将构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投资政策方面，考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政策支持，应该向限制开发区倾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向重点开发区倾斜，增强产业吸纳能力；高技术产业资金更多向优化功能区倾斜。 　　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其独创的主体功能区的全新理念迅速付诸实践，从而重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已数年，但像这样涉及根本制度的变革却从未有过。如果，这个规划有足够的约束力、足够的财政、制度、政策配套来保障，也许不用等到2020年，中国就将赢来环境好转的拐点。 　　意识到国土的不同区域只能承受不同的开发强度，意识到在GDP的赛场上搞“区域竞争”将导致生态灾难和社会分裂，无疑是一大进步。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当经济遭遇困难时，这些正确的认知还能那么清晰吗? 　　2008年年底，保增长、保就业已经压倒了一切，2009年的中国故事将会在大型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干快上的情境中拉开大幕。原定于2008年底出台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消失了踪迹。在这样紧迫的经济形势下，没有人站出来再谈把大片国土划为限制发展区，似乎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搞了30年、已近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将会按照原有的惯性持续下去。至少在目前，地方省份没有谁会愿意把自己划入限制发展区域，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而局部的经济理性却导致了全局的非理性。也许到了2020年，大面积国土的支离破碎，能让我们各级政府真正明白共生、分工与协同的道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中央政府难产的规划蓝图里。 　　 　　共同的未来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样的标语刷满了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几乎已经取代了计划生育的标语，成为了第一位的国家诉求。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恐怕是，我们真的拥有同一个家园吗? 　　当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