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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起步与展望 　　刚刚过去的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濒临流产的最后一刻终于艰难产下一份《巴厘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欧盟在其中表现了良好的合作愿望，它甚至在其它国家不参与的情况下，愿意独自承担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给出的硬性减排指标。引人注意的事件还有，在此半月之前，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中法两国签订《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要进一步促进双方CDM（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合作，探索碳融资和出口信贷的潜在影响”。 　　也是在2007年底到2008年初的这一段，贵州中水恒远的几个CDM项目纷纷取得进展，杨家湾项目产生的11203吨VER（自愿减排量）在欧洲市场实现交易，团坡、南东等10个项目完成了EB（执行理事会）注册。“事情有了眉目，可以说一说了。”一直潜心经营CDM项目并紧密关注国际间气候合作动态的何俊远打破长期的沉寂，在对日合资的一次签约仪式上放言：“CDM在贵州是存在的，并已取得了良好的开局。国际上对低碳生产力的关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贵州实施生态文明战略，预示着CDM发展的无尽可能。” 　　在中水恒远居于贵阳市金阳高新区科技大厦8楼的会议室里，何俊远回答了记者就CDM的一系列提问。 　　 　　《当代贵州》：何总您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内企业知道CDM的并不多，对CDM的内涵更是缺乏了解。从记者的视觉出发，CDM在贵州同样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字眼。能否请您谈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机制并从中捕获利好？ 　　何俊远：CDM是英文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的缩写，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 　　理解这一机制，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和减缓地球温室化效应活动的高涨，使其具有发生并持续发展的主客观需求；二是温室效应具有全球性，世界任何地方同一时刻排放（或减排）同样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具有同样的全球环境效应，这是CDM产生的科学原理；三是发达国家国内边际减排成本很贵，实现境外低价减排可以有效减轻其国内减排行动的经济负担，这是国外碳资金进入的经济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开展CDM项目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既可以极大减轻企业的排污，同时又能获得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并由此可获得一条新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从根本上来说，CDM是为生态的生产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开展CDM项目合作，有助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过境外资金的额外支持，境外技术的合理引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化，朝着低碳生产力的目标迈进。 　　《当代贵州》：您提到“京都议定书”以及全球反温室气体效应化活动的持续高涨。请问，CDM是不是这场全球运动下的产儿？ 　　何俊远：反温室气体效应化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这源于人类对自身生产方式和生存前景的反思和忧患。这些年，全球性极端天气发生的频度比较高，冰川融化，南极出现了许多怪异生物，还有大面积的洪涝旱灾与凝冻，等等。温室气体效应化加剧的程度尤其令人忧虑。数据显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自工业革命以来上升了三分之一，现在已经达到了65万年来的最高值。在过去的12年里，有11年的全球平均温度都名列历史最暖年份的前12名。这就是温室气体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所谓气候变化，主要是指极端气候发生的额度和强度，而不单纯是全球变暖。 　　这些都迫使人们思索，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人类的索求无度还是自然的选择？大自然遵循其运行规律，只有顽固和愚昧者才在大自然敲响的警世钟声里置若罔闻。 　　于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CDM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毕竟，光有良好的减排愿景，以及任何单边的孤立行为，都无法完成这一事关全球的宏大工程。而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利益分歧，历经波折终于于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显得困难重重。而CDM在这样的夹缝中逐渐显示了顽强的生存力和适应力。它所具有的双重目标：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部分减排承诺指标，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额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网络外部效应，这样双赢的机制在实践中就显得有效，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当代贵州》：中国称得上全球CDM当之无愧的聚宝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全世界C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