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三农”文化对应.docVIP

“关注三农”文化对应 　　如果说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是一股催暖大地的和煦春风。那么20年后――2004年的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则是捧献给亿万农民的一份解渴充饥的甘霖和果实。尤其是近几年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农村政策，更是让农民深切感受到了惠农助农的温暖与实惠。据统计，光是近两年来，国家直接发放给农民的各种经济补贴就达数千亿元。 　　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和政府政策层面触及更多的是关乎农民经济利益、经济发展的方针策略，这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广大农民的人居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这都有目共睹。 　　但是，相比于对农民的经济助推而言，我们目前所提供给农民的文化援助或文化滋养则显得捉襟见肘、杯水车薪。虽然每年春节其间各级文化部门都要???织规模不等的“文化三下乡”活动，还有一些报刊杂志举办文化扶贫送报送刊活动等，但往往流于形式，这些都还停留在某种“态度”的层面。另外，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团队建设也很薄弱，这就使我国整个农村缺乏应有的文化氛围，文化阵地显得根基不牢，文化精神缺乏活力与生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力量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扎实、最坚强的柱石。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农村，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薄弱环节最明显地体现在农村，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口也基本上集中在农村。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强则民族强。农村文化境遇的改观，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质的提升和整体面貌，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和前进路径。 　　文化点亮思想，思想产生动力，唤起亿万农民原创力的根本就是对农民精神上的强大文化注入。而对农民的文化注入，不应该是一阵风，也不应该是一阵子雨，它应该是农民灌溉田地一样的宽宽垄沟、涓涓清流。必须应时浇灌，一浇到根；常滋常润，细滋慢润，助长保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宴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旧中国开展了一场旨在“固本宁邦 强国救民”的平民教育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因而农民是平民教育的重中之重。他们把中国的大患归结为“四大病”，即“贫、愚、弱、私”，而救治的方法则是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最终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为了实现平民教育的目标，他们倡导、组织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硕士、博士、专家、海外留学回归学者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实验。1929年他们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迁到河北省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从而开始了平民教育运动在一个县的乡村改造实验。在定县，平民教育总会创办了平民教育学校，使数万农民识字脱盲；在定县，平民教育总会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农村广播电台，成为我国对农广播的始祖。 　　“乡村建设派”在中国农村的平民教育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日寇入侵抗战开始以及经费、人力资源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成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平民教育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实践和影响却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历史意义。1943年，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晏阳初并列的有爱因斯坦、杜威、奥维拉.莱特、亨利.福特等。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亚洲人。 　　“乡村建设派”的平民教育运动，是部分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以文化、科技为载体，深入农村、亲近农民、启迪民智、教而养民，进而实现强国救民理想的一次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也是一次以文化、科技扶助农民，解除农民疾苦，改变农民命运的研究实验，更是一次以文化的力量推动旧中国底层农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改观的壮举。 　　被一代伟人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在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精神现象时，更多关注的也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他一生致力于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致力于改变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为此，鲁迅先生最终拿起的也是文化的武器，他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深刻反思并深邃探索中国人的精神现象。他的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所刻画的人物，无不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思想愚昧与精神麻木。可以说，鲁迅先生不是象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那样以一种“物”的文化来滋养农民，而是以“纯粹精神”的文化来透析诊断农民精神上的病症，并用文化酿制的猛药刺激其神经，使农民从麻木中渐醒，从渐醒中觉悟，从觉悟中理性，从衰弱中站起。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