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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改革大考 　　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按照执政党对于中国未来的规划蓝图，“十二五”时期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执政党力图通过“十二五”规划为这一蓝图的实现“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内容。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成功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更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而尚需要继续观察的是，“十二五”规划将通过哪些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年初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所概括的8个重点工作来看，其中很多子命题的提出多有时日，比如自主创新、“走出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等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更有迟迟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 　　保增长相对容易，因为有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围绕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困难，因为可用的现成的办法不如前者充足，有些重要的方面还要改革前者那套体制机制。比如以前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放开一点边缘地带，就会极大增进经济福利，收获改革红利；而今天打破国企的垄断，虽说亦可以增进民众福利，却因为触及既得利益而难以推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中，也要区分相对容易和相对困难的两个方面。比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客观的经济发展条件倒逼到了一定程度，发达地区的产业专业就有内在的动力，经济落后地区的承接也是很自然的结果，但会不会产业转移了，污染也转移了?显然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并不相符。再比如，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内需，具有最雄厚的内需潜力，但城镇化会不会最后只变成是大兴土木建设，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主体的身份转换工作进展缓慢?如果城乡土地市场的改革和户籍改革不同时推进，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只会体现在投资性内需而不是消费性的内需。 　　和最近几次的五年计划一样，“十二五”规划最需要避免的后果是：在急切的经济环境条件变化的压力下，有些相对容易的会如期实现，而相对困难但是更重要的目标却难以实现。若如此，“十二五”规划的“决定性意义”就会打折扣。 　　 　　包容性增长 　　 　　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在胡锦涛的致词中，有一个新鲜的概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即“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个新鲜词汇引起关注，显然与正在热议中的“十二五”规划有关系，如果这个词汇进入执政党“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中，也并非不可能。 　　按照胡锦涛在致词中的表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简而言之，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说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固然仍很重要，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合时宜。用胡锦涛的话说：“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也就是说，长时期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长本身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基础短板的制约。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要增强消费这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就需要降低居民审慎储蓄的动机，而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建设。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主要就是体现在公平正义的缺失。比如说，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以前人们可以接受，但现在越来越不能接受，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极大拉高了人们的“再生产”成本，此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就变成变相的“掠夺”。中国的通货通胀之所以特别有破坏力，中央政府对于通货膨胀特别警惕(温家宝总理曾经把物价问题总结为两个可以危及社会稳定以致政权巩固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贪污腐败问题)，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对一部分基本没有谈判能力的群体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可能社会化，也可能政治化。现在主要还是体现在社会化方面。社会化主要体现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上。比如部分群体对于前途的信心动摇，此起彼伏的环境维权事件等等。《人民日报》最近一段时间对中产的不安全感、预防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些社会问题不是简单依赖过去习惯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解决的。现在人们常常简单地将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社会心理问题或者是维稳问题，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但核心问题还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