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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出台前博弈 　　 　　食品安全法草案中的“电子监管码”，被企业认为对提高食品安全并无现实作用，且加重企业负担。最终的结果是，二审稿将该规定删除。 　　“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情况每天被披露，我们就对照着看现在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对暴露出的问题是否能管得住。”李援说，“几乎是和事件发展同步的，今天看到有问题，加一条，明天又有新的问题了，再加一条。” 　　国家质检总局的领导带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方面继续协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问题。不过类似的坚持在到了最后阶段并不多见，“事实上，到最后三审和四审的时候，部门之间就不再主动说哪块要归我管了，因为归你管你就有责任。”李援笑言 　　 　　被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已于2月28日出台。此法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三年，经历四审。 　　其间由于涉及多方利益的重新调整，“直到最后四审之时，各种意见仍在不停博弈。”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援坦言。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食品安全法起草负责人之一。 　　这其中，既有部委、地方、企业等等之间的意见权衡，亦有全国人大公开征集意见和“三鹿奶粉事件”等事故对完善立法的直接影响。“立法博弈是好事，民主立法就是要各种观点和意见的交锋。”李说。而《食品安全法》作为一个样本，其立法过程中在全国人大平台上的博弈种种，亦是中国民主立法日益成熟的表现。 　　 　　一审：避开部门之争，却使责任模糊了 　　 　　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成为制定《食品安全法》的重要动因，不过当时目标是修订《食品卫生法》。此后的几年中，“苏丹红”事件、福寿螺事件等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所以到了2007年底，“食品卫生法修订草案”最终改为“食品安全法草案”，并在当年12月提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 　　根据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得的相关记录，初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意见颇多。“应该说一审稿很多地方是原则性规定，比较模糊。”李援说，“当时主要是想尽快提出草案，所以一些条文??尽量不把部门之间的分歧挑起来。” 　　这样的好处是，各相关部委不会有反对意见，而最终的博弈，也便都将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平台上进行。 　　其时常委会委员们一个主要的意见是，监管体制不清，负责部门不确定。草案一审稿规定的是“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负责”，但并未明确是哪个部门。“一个原因是，相关部委的职能范围，要等到第二年全国‘两会’之后，机构改革方案定下来才可以确定。”李援说。所以，涉及的两个主要部门，卫生部和国家质检总局，此前也都没有反对意见。 　　但是委员们敏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草案的说明是由国务院法制办所作，很显然是负主要责任或者负牵头责任的部门不明确，找不到一个为主的部门，所以勉为其难”。 　　而陈难先委员说的更直接，“翻开‘食品安全法草案’，光是‘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授权部门’这类词就有12处以上，好像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任何具体部门负责？可我们去调研‘食品卫生法’的时候，18个部门都站出来。如果我们现在通过这部法律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行使监督权，因为我们不知道监督的主要对象是谁。” 　　而委员们的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各种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不统一。“农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各有各的标准。”李援说。一些委员和人大代表对分段监管的弊病亦反应很大，说现在分段管理，政出多门。“对比较好监管、有权力的领域，各部门都比较积极；如果是管起来比较麻烦的，就没有部门去管。”全国人大代表陈志坤说。 　　 　　二审：企业意见被合理吸纳 　　 　　提交一审后的草案，在随后的2008年4月份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根据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公众的意见亦集中在监管体制上。 　　一些意见提出，草案将过渡性的分段监管的制度固化，是部门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操作性不强，漏洞太多。” 　　此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已经通过，卫生部被明确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责任，由此立法者亦开始考虑解决体制问题。“随后在二审前的三四月份间，我们就确立卫生部综合协调，质检、工商、食药监等部门分段监管的思路。”李援说，“同时要将各个标准统一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卫生部统一制定，统一公布，以杜绝过去的弊端。”二审稿最终确立了上述规定。 　　但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统一制定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却有不同的意见。此前，按照标准化法规定，国家标准制定部门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家质检总局主管。“现在要把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制定，拿出来给卫生部门，难度非常大。”李援说。 　　此前，卫生部门制定的食品卫生标准，也是由其和标准化委员会联合发布。“但是联合发布就涉及到工作的衔接问题，就有可能扯皮。”李说，“国家质检总局从维护国家标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