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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中国体育结缘家族 　　提到北京奥运会著名体育场馆――水立方，就不能不提到与水立方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家族――霍氏家族，这个对水有着别样感情的家族，见证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 　　 　　“父子兵”亲历奥运回归之旅 　　 　　欢歌劲舞庆盛事，火树银花不夜天。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庄严热烈的气氛，磅礴壮观的场景，意蕴深远的文化神韵，美轮美奂的艺术享受令全世界人民震撼不已。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心绪难平。可以想像，当这个充满期待、承载辉煌的历史时刻真的到来之时，作为霍氏家族传人的霍震霆心情是何等的复杂，毕竟这一夜的到来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梦想。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新中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人。这时，来自香港商界的名宿霍英东先生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关系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曾对此作过阐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国际上认识的人不多，钱也不多，因此在国外很多都要靠霍英东先生照顾。”当年，魏纪中等国家体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到国外与国际体育界领导进行协商时，霍英东经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就派别人随行，并宴请那些官员。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从这次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的帮助下，他让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霍英东生前曾回忆道：“结果是28票对7票，刚刚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并一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接着，霍震霆和魏纪中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据理力争，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台湾代表则退场抗议，魏纪中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何振梁先生曾说：“在恢复中国在亚洲和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斗争中，霍英东父子利用自己的地位、财力、物力来拓开道路并亲临第一线，建立了殊勋。”的确，从帮助中国自行车项目重进国际赛场，一直到中国奥委会恢复国际奥委会会员身份，再到中国申奥成功，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体育奔波了数十年。 　　 　　为“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他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鼓励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事实上，他还参与了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霍英东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曾经在香港私邸宴请过萨马兰奇。“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爸爸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