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笔记精选.docVIP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编 笔记 绪 论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的因素： １、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 机遇。 ２、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３、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 得以在朝廷任职。 ４、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 ５、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 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 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 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 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 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 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６、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 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 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 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在西汉昌盛时 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 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 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讠韱讳 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 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 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 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 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