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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的建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吴承明第三节 外资企业的建立　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在广州设有商馆，系供外商临时居住，禁止过冬。但实际并非如此，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即属常住性质。1715年，该公司在广州设“行”，可说是外国洋行之始。17 19年，法商密西西比公司在广州设机构，后以业务无起色撤退。18世纪末，英商马尼亚克（Holing Wonth Magniac）在澳门设立马尼亚洋行。1805年，美国普金斯公司（Perkins ＆ Co.）在广州设行。1815年，美商二人在广州合组罗塞尔洋行（Russell ＆ Co.）。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停止，英商遂纷纷在广州设洋行，渣甸、颠地、仁记、义记（见后）等大洋行都是鸦片战争前在广州设立的。1835年、1836年并有英商在香港设立保险公司。　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华洋贸易中心。1843年，上海有洋行5家，至1847年，据海关关册记载已有进出口洋行24家，外商店铺5家，外商旅馆和俱乐部各一家。最早的外商银行丽如银行银行（见后），于1845年在香港，广州设分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外国轮船公司早就航行中国，1844年取得沿海航行权后，于1848年即出现英商在中国设立的香港广州小轮公司（见后）。在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尚未取得在华设厂权，但是，他们在中国已先后开设工业企业100余家；如果不算那些教会办的印刷所，最早的当属英商1843年在香港办的揽文东角船坞和1845年在广州设的柯拜船坞（见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据海关关册统计，1872年有外商343家和外侨3,673人；1882年有外商440家和外侨4,894人；1892年有外商579家和外侨9,945人。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在1865年，全国还只有外资企业78家，至1893年底已增至580家。这580家企业的的国别和业务种类如表2—25，可代表甲午战争前的情况。下面我们按金融业、商业和航运业、工业三大类分别作些考察，最后对甲午战争前的外国在华投资额作一估计。表2—25：外国在华企业数（1893年底）国别户数类别户数英国354银行、保险18美国30航运13德国81工业67法国33贸易商241俄国12代理商，掮额86日本42店主（烟酒百货，服装旅馆）?奥国489意大利4??葡萄牙7自由职业（医院诊所、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事务所）?西班牙4?丹麦4?其他566合计580合计580　资料来源：Chroniclr and Directory，1895，Hongkong.　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　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　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呵加刺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India）　汇川银行（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　利华银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　利生银行（Bank of Hindustan, China, Ltd.）　印度银行（Bank of India）　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　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一、金融业　1、银行　外商银行是因洋行在华买卖货物需要金融调度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业务经营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前是以汇兑业务为主，包括买卖远期汇票；甲午战争后，存放业务有很大发展，同时开始争夺对中国的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　甲午战争前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前这一阶段还在占领地盘，打开局面，之所以需要占领地盘，打开局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经济基础牢固，分解缓慢，外商来到中国并不能很快开拓市场，扩展销路。在贸易额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又处于巨额逆差地位，这种逆差一般只能靠输送现金来弥补，无法发挥银行的结算作用。另外，在那时的东西方贸易，由进口所产生的金融调度业务一向为贸易部门本身所包揽，东印度公司自已开出伦敦或印度汇票，卖与在华外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取消后，各大洋行还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国际上的流通利用已有的殖民地银行，中国市场上的金融业务则通过与中国票号有来往的买办去进行。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时间，更需要银行为拓展自己的业务去进行争夺战。在这场战斗，丽如银行首先进入中国，接着英国金融界一连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