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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格权冲突下法院利益衡量 　　【摘要】在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中经常涉及到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即双方都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是却造成了权利损害的事实,因而法院在进行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不再是以一种单一的法律适用的逻辑推理即可得出决断,必须进行利益衡量,根据个案进行价值判断。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 法律保护 权利冲突 利益衡量 　　 　　在成文法国家的司法中,对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的法律适用过程是通过逻辑推理的三段论来实现的。逻辑三段论者,具体实现过程如下:假使构成要件T为任何法律事实所充分,那么法律效果R应用于该法律事实(大前提);具体的法律事实S已充分了该构成,亦即该法律事实是该构成要件所指称之法律事实(小前提);则该法律效果R应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S(结论)。 　　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法律的规定为大前提,其假设为法律规定涵射了所有的案件事实。当案件符合法律所规定时,即可得出其法律效果R。三段论的推理模式为法典式法律适用案件的通用逻辑。在三段论推理中,前提为真的情况下,那么结果也必然为真。但是对于一般人格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并非从事实到规范的简单的逻辑推理。在该类案件中,不仅必须对实定法所承认的利益予以考虑,而且还必须顾及所有的“合法利益”。这样一来,加害人和受害人的个人关系便以其同样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相对而存在,导致人们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对保护利益和侵害利益进行权衡。①因而,在一般人格权案件中,它的法律适用的过程与一般的侵权案件是不同的。 　　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与法院的利益衡量 　　在一般人格权的法律适用中,法院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利益衡量,而不能仅仅从规范和事实的简单逻辑中获得案件的结果。法院在判断一项权利或法益是否为法律保护,不是以故意或过失来评价行为主体的行为,而经常必须将两项或多项法律所保护的价值,放到个案中进行平衡,而非从事实到规范简单的事实归入,利益衡量是处理人格权案件的关键问题。 　　案例:A为某单位的领导,平时生活作风存在一定的问题。B为该单位的同事,在早晨上班期间,路过一家夜总会,看见A与一个女子从夜总会出来,样子极为亲密。因而,早晨上班后,其与几个要好的同事谈及此事,之后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在该单位传开,而其妻也为该单位职工,故传入其妻耳中。其妻要求与A离婚。A认为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是B的“谣言”造成的。再者,A认为其个人私生活应当受法律保护,要求法院保护其隐私权,责成B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自然人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拥有隐私权,其享有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在案情中,A享有对其自身的个人生活自由支配的权利,他人自有不得干涉的义务。但在本案中,B的行为是否侵犯其隐私权?作为自然人B享有言论自由权,B以其所见对同事加以陈述,且是基于偶然获得A的个人生活隐私信息,并非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或采取特定的手段来获得该信息。法院在该案中必须对A的隐私权与B的言论自由进行衡量,而此种衡量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在本案中B只对其同事言及此事,未超过其言论自由的界限。因而,这里根据个案的情节应保护B的言论自由,而A必须对B的行为有容忍的义务。 　　法院对于利益衡量的过程是分三步来实现的:认定相互对立的法益和利益,评价相互对立法益和利益,权衡相互对立的法益和利益。②对于存在不同人格利益的价值认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第一步是在规范基础上的识别问题。即根据其事实归入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的类型。如侵害他人生命的归入生命权,冒用他人姓名的归入姓名权。第二步是评价互相对立的法益和利益,主要为法律上的评价。在一般人格权中对于相互对立的利益的评价中涉及各位阶法对行为的评价和效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之一就是可能涉及的宪法上的权利,如言论自由,与民法上确立的权利类型的权利的评价问题。虽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法的法源,但不能说宪法上的评价优先于民法上的评价。宪法为权利的“宣示书”,必然规定了人的众多权利,但宪法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司法,即使如此,宪法上规定的人的权利依然是重要法律评价,民事判决中虽然不能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但是作为宪法上的评价是能够被民法所吸收的。在法律评价中还可能涉及到民法的权利类型与道德和习惯法的评价问题。道德和习惯并非具有一种强制力的规范,但其本身也在以其自身的规则评价人的行为。在一般人格权中,民法与习惯法或善良风俗的评价一样是不能考虑其限定性适用的问题,如穆斯林民族对于小孩有割包皮的传统,而对该行为的评价并不能单纯从民法所确立的身体权的角度去评价,其习惯法的价值评价应优先考虑。 　　对于第三步权衡互相对立的法益或利益,法院法官的视角应当游离于民法所保护的价值和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在人的周围存在“受法律保护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我们在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