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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熠熠生辉改革之星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 　　 　　1981年,项南同志来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尽管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然而在福建的各项工作中,“左”的遗害依然严重地压抑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突出和严重的是,中央有关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由于一些人不理解,说什么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大寨别人不学我们学”,对上顶住不办,把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推行的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封堵,以致在全省广大农村迟迟不能落实。尽管阻力重重,项南同志仍以极大的革命坚定性,排除干扰,不顾个人毁誉,当机立断,把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作为首要任务,联系福建工作实际,再一次组织全省各级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清除“左”的毒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批驳“砍旗”论,对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把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在全省农村迅速铺开。当时,福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这次重新学习形容为“思想补课”。而正是这样结合工作实际的“补课”,才把福建广大干部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全省人民看到了福建的希望,看到了福建的光明前景。 　　长期以来,福建在干部问题上,有一个“死结”始终难以解开,这就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特别是有关地下党的冤案,使大批在解放前复杂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的原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的同志蒙受冤屈,长期得不到平反。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又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出党,逮捕入狱。 　　项南同志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后,1981年即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和解决,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的大业也难以顺利进行。项南同志多次指出,建国至今几十年了,许多人都从当时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甚至已离开人间,这些同志到底有几个是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是,当然要给予公正的待遇。随后,项南同志即按照胡耀邦同志“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先从福建抓起”的批示精神,经省委研究,确定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方针,并迅速组成工作班子主持其事。在项南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从实际出发,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本着宜粗不宜细,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经过四年多的细致工作,艰苦努力,到1985年夏,终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地下党“三大案”蒙冤受屈的大批同志先后平了反。 　　与上述地下党“三大案”相关的,还有一个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党员的问题。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党先后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建阳)、集美学校和福建其他大中专院校,发展了1400多名知识分子党员,且多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他们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为解放闽中、闽南作过重要贡献。解放后除少数离开福建或远走海外,绝大部分都留在福建。他们受到地下党“三大案”的影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及“海外关系”的株连,大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极少数被整致死,有的生活十分悲惨。直至80年代前,他们既不能得到平反,更不能得到很好的使用。以解决地下党“三大案”问题为契机,1984年春,项南同志又根据耀邦同志在老同志江一真一份报告上批示的“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的精神,亲自抓了这个问题。项南同志总是从全局的高度上,从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搞现代化建设这个大目标上,循循善诱,反复地做各方的思想工作。他说:“一个大学生,受到错误处理,现在工资还是二十几级,跟我们机关大院的勤杂人员同级待遇。这怎么叫人看得下去?怎么能叫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对这些吃了半辈子冤枉的同志,提个三四级,也才二十级,算多吗?” 　　正是出于这种正义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项南同志以高度的胆识和毅力,在干部路线上坚决拨乱反正,使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得以平反,重新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这不仅是这些同志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还牵动着他们的亲属、朋友的心,关系着党心、民心。 　　 　　要让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 　　 　　项南同志矢志通过改革开放振兴福建,“让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思路上高瞻远瞩,行动上坚决果断,既是领路人、先行者,又是实干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福建人多田少,这是发展农业的不利条件。有史记载,自宋朝后,福建粮食便需从外地调进。然而,福建倚山面海,有广袤的山区和水面,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又处于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天然的大温室。项南同志鉴于福建的自然条件,总结前人经验,从大市场、大流通出发,富有远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