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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厅失之交臂几位著名文化人 　　1938年的武汉，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抗战气息。各种政治力量的云集，更加重了“九省通衢”之地的特殊分量。4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负责抗战文化宣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正式鸣锣亮相。从此，三厅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引领抗战文化潮流，书写了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三厅厅长郭沫若在组建三厅时，广泛延揽人才，包括胡愈之、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均在其麾下，以致“名流内阁”被盛传一时。然而，也有几位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人未能加入三厅，引为憾事。 　　 　　误会导致徐悲鸿弃官而辞 　　 　　在拟定的三厅人员中，徐悲鸿最终没有到任，这让郭沫若颇为遗憾。 　　艺术宣传是当时三厅的一个主要职能，由六处负责。六处处长田汉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性格浪漫多情、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艺术家的这种气息是相通的，所以当时田汉力荐同样具有艺术个性的徐悲鸿出任分管美术的三科科长。当然，这与早年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一起组织艺术社团“南国社”，彼此非常熟悉也有很大关系。 　　徐悲鸿此前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之后游历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并到德国柏林、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及法国、比利时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画展，轰动一时。回国后又先后在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1937年10月，随中央大学内迁陪都重庆。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以及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力，都决定了他是三厅执掌美术的不二人选。 　　郭沫若对徐悲鸿虽不很熟，却也是心仪已久。他很希望能有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加盟三厅，从而提升三厅艺术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郭沫若随即通过田汉给时在重庆的徐悲鸿寄发函件，诚挚相邀。徐悲鸿亦欣然接受，并承诺即刻启程前往武汉。 　　郭沫若与田汉在武汉翘首以盼，却不料出现了一场误会，让徐悲鸿转身而去。 　　原来，那天徐悲鸿兴致勃勃赶抵武汉，不想走错了地方。他到的不是昙华林三厅所在地，而是直接到了政治部本部。因两地相距较远，所以郭沫若接到本部电话后，在田汉有事外出的情况下独自前往去接徐悲鸿。在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郭沫若见到了徐悲鸿，但气氛却全然不是郭沫若想象的热烈和愉快，而是一种冷淡和疏离。只见徐悲鸿一人闷坐在那，周围无人问津，更谈不上接待。 　　郭沫若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他已在冷板凳坐了很久，于是赶紧上前打招呼说：“欢迎悲鸿兄来到武汉，我在昙华林刚一听说就赶过来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已通知寿昌（田汉），一会儿他就过来。”郭沫若继之又介绍了三厅的筹备情况，并委婉地请徐悲鸿帮忙。 　　然而，徐悲鸿一脸冷漠。他本身与郭并不很熟，加之有所误会，故没好气地说：“我并不准备做官，此行是途经武汉，一会儿还要到广西去。”郭沫若闻之赶忙解释、相劝。徐悲鸿却不为所动。作为艺术家，徐悲鸿也是很有个性的。他认为，大家共事，尊重是前提，而武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什么热情了。郭沫若意识到徐悲鸿一定是在政治部受到了冷遇，他又无法解释清楚政治部的态度并不能代表三厅。眼见徐悲鸿去意坚决，郭沫若显得很无奈，只能劝他等一会见到田汉后再说。徐悲鸿说：“我不能等了。”接着又补充一句，“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是被利用，也不会用烂。”就这样，徐悲鸿与郭沫若见面不过半小时，寥寥数语，随后他便执意乘火车离开武汉前往广西。 　　事情的发展似乎很突兀，令郭沫若非常茫然。郭沫若实在不知道他到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问过徐悲鸿。但他坚信：“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他能理解徐悲鸿的心情，称“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未能将徐悲鸿留在三厅，一直是郭沫若的一个心结。他之后不无感慨地说：“‘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茅盾婉拒董必武的邀请 　　 　　几乎与徐悲鸿同时抵达武汉的还有一位著名文化人，但他的名字却不在三厅拟定人员的名单里，他就是此前一直在上海创办文学期刊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大作家茅盾。 　　当黄浦江畔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时候，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丝社、译文社这4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在启事中称“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呐喊》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是这炮火，这血，这痛苦，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创刊词的作者就是茅盾。 　　战争的炮火震撼着茅盾的心，面对着被侵略者炮火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