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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智囊 智力转化术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总活跃着一批独特的身影：他们或出世为政，位极人臣，或隐居为学，著作等身。大凡王朝鼎革或时代变迁之际，这群士人愈为当权者重视，其才华就流露得愈加酣畅。这个群体，习惯称之为“智囊”。所谓智囊，是指具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并辅佐在领导身边的知识分子，如“谋士”、“策士”、“师”、“幕僚”等。他们学富五车，对社会形势与事物发展有独到见解，在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往往能发挥重要的推手作用。然而，他们只是位于传统社会金字塔的“中间”，需要借助权威的肩膀“拽上”梦寐的政治舞台。因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的使命，努力钻研，使自己成为各大学派的集大成者或代言人。 　　 　　 　　一、中国传统智囊的特点 　　 　　传统智囊脱颖于传统士人群体。从表面看，士人是一个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掌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脑力劳动者阶层。春秋以前士人属贵族之末，春秋以后位于“士农工商”之首。但对士人个体而言，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秦汉以前君主侯王延揽士人辅国，隋唐肇兴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给士人带来的是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这种上下变动的社会地位使传统士人具备宽广的社会视域，集“上听”与“下达”于一身。士人中除了“诗书传家”的书香世家，更有以“耕读传家”的半士半农之家。这种与农工商平等的社会地位及其获得的尊重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下层悠游不倦，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获取更多贴近实际的信息，成为民意的代表。同时，“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与“开科取仕”的选拔制度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智囊团，在一展平生抱负、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实际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力之争以及“政统”与“道统”的相依相离。尽管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机遇做到“位极人臣”，但官场的相互倾轧及“伴君如伴虎”的现实又常使他们丧失这种地位。然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使他们的阅历异于常人，成为“民之甘苦易周”、“政之缺失可补”的“民之精华??。传统智囊，多与“咨询”、“调研”、“草理文书”、“出谋划策”等工作相关，属于政府机构的“高级秘书”。从“士”到“仕”的过程，成为智囊一生的基本轨迹。这一身份的转化既是我国古代官员选取的特点，也构成传统智囊智力转化的外部特征。 　　1．智囊形式由杰出人物到智识群体。在我们的思维影子里，总能从史书上“读出”许多丰功伟绩的历史伟人来，他们的举止极大地影响着后世。可是，在这些零散人物的背后集合的是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智囊的“智囊”。一提起智囊，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辅佐在王侯身边的那些谋臣，他们的确在整个历史的推进中贡献了力量。春秋时期，与诸侯割据并提的是“百家争鸣”。如提倡“仁政”的政治谋略始祖孔子，利用“以柔克刚”、“以屈求伸”、“无为而无不为”统御国家的老子、以“兵学圣典”闻名的孙武，以及纵横百家的始祖――鬼谷子。随着国家进入正轨，封建统治步入正常，与关键性智囊人物相对的是出现大量的智识群体。秦汉时期形成了参谋言谏制度，设置了许多参谋顾问人员，分属于光禄勋、奉常、少府组织。这些人员可以出入禁中，侍从皇帝左右，出谋划策、规劝进谏、协助决策，实为政府内部的智囊群体。宋朝翰林院代中书执内廷秘书之职，使翰林学士兼具“治学”与“参谋”双重职能，以致明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2．智囊选取方式由“主选”到“考用”。科举之前，我国君王之所以在选才问题上一直实行“人选”，是因为当时社会分封尚存，郡县制并未建立或巩固。夏商周三代专施“进谏文书”之事，太史寮长官（与三公卿士相当）执掌咨询顾问、宣读策命。西汉年间，以“才学”和“孝廉”为内容的下级推荐形式盛行，可是皇朝高级智囊的选取仍然以君主钦点为根本，任用亲信成为选用官吏的一大特点。只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才会涌现出一批出自下层的谋略智士。殷商末年，在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吕尚（姜子牙）栖身溪以垂钓之事“勾住”西伯侯姬昌“食味”，最终被托以国政。太公在位以“人才”和“仁政”为治，并辅助周武王东灭商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社会动荡，政府采用一批文士充任改革或征伐先锋，其中多数出身新兴地主阶级或商人子弟。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稳定繁荣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分布和王朝的官僚根基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统治者采取开科取士的做法大量吸收社会人才，缓和内部矛盾。唐王朝的兴盛无不与用人唯贤相关，李世民任用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绩等谋臣智囊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玄宗重用姚崇、宋，出现了“开元盛世”。之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都以开科考试作为为帝王、臣工选用智囊的主要方式，尽管在地方仍旧出现仕途依附关系的“主宾”情况，可是在治国问题上，国家已经铺设了一条稳定、有效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