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母亲 对亡子身后救赎.docVIP

两个母亲 对亡子身后救赎 　　两个母亲相遇的那一刻，略显局促。太多的共同感受让她们忽略了寒喧，彼此只是努力地挤出了个浅浅的笑。然后，她们的手紧紧攥在了一起。 　　她们，分别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 　　对于聂树斌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起强奸杀人案，当时的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组成“8.5”专案组并将犯罪嫌疑人聂树斌抓获，警方随即宣布“破案”。 1995年4月28日，聂树斌的父亲照例前往看守所为儿子送生活用品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聂树斌昨天已被执行枪决。” 　　2005年1月18日，一个名叫王书金的犯罪嫌疑人在河南荥阳被警方抓获，他供出自己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一人就是已被聂树斌用生命“埋单”的康菊花。 　　自2005年起，有关聂树斌的司法争议常常被提起，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诸多媒体的显要位置。 　　而“呼格吉勒图案”宛若聂树斌案的“克隆版”，不同的只是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女子被强奸杀害，公安机关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报案人呼格吉勒图。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器随即启动，62天后，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2005年10月23日，被当地媒体称为“杀人恶魔”、身负10条人命的赵志红落网。赵落网后，承认“4.9”奸杀案实乃自己所为，言辞凿凿。 　　被伏法时，聂树斌21岁，他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呼格吉勒图则刚刚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 　　王书金和赵志红的落网，给两个被羞辱和悲伤笼罩了将近十年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在他们看来，既然真凶已经落网，黄土下面的儿子应该清白了。 　　然而，真相虽然简单，偿还清白却太难。 　　聂树斌案被上级要求“限期破案”，有人为此受到嘉奖：呼格吉勒图案也有四人被行功受赏。很显然，为聂和呼翻案，不单单涉及国家赔偿，其中由此衍生的刑讯逼供等问题，会让诸多司法官员官位不保，甚而锒铛入狱。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王书金案开庭时，这位自称“杀人不眨眼”的“恶人”???却含泪坚持试图用真话换回良心的安稳――多次、反复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其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法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数次打断：2007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王书金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理由却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菊花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张焕枝向河北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申诉被驳回，理由是其不能提供当年聂树斌的原审判决书。 　　远在内蒙的赵志红案也遇到极大的困扰。原本身负10条命案的赵被改成了9个：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在看守所内递出份《偿命申请书》，再次交待1996年他曾经在公厕内强奸杀害了名年轻女子，但此事没有引起呼和浩特市公、检人员的任何实质性回应。 　　道德和法律在这两个案子的转弯处打了重重的折扣。 　　尽管后来有人以匿名方式，将聂树斌的――二审判决书以邮件的方式寄给了张焕枝，但河北高院依然以种种理由拒绝重审立案。 　　和聂树斌案子的转折一样，呼格吉勒图的案件也有了奇迹般的拐点：两名公安部刑侦技术专家杨承勋和吴国庆没有任何犹豫地告诉大陆媒体，经过对赵志红技术精神分析测定，呼格吉勒图确非凶手，显然被冤杀。 　　但时至今日，聂和呼案?依然悬而未决。 　　当初的办案人员，或者调离，或者升迁，悠然地过着富足的生活，只有两位朴素的母亲，一次一次地奔波于她们能想到、听说到的、能给他们希望的几乎每个地方。 　　每年的“两会”，她们都会来到北京，从一个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望着代表最高权威的人民大会堂。他们知道，那里最有可能给他们的儿子带来清白。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穿过长长的警戒线，把儿子受冤的资料送到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手里。 　　她们惟一的办法就是等。这一等，就是5年。 　　2010年3月7日，在得知今年的“两会”有可能见到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时，两位相距千里的母亲做了同样的举动，那就是走向儿子的坟头，向他们诉说着希望。 　　芳草枯荣，转眼间两位青年逝者坟头上的野花已悄然开了十几年。然而至今，逝者无法安息，生者无法安宁。 　　3月10日下午，在窄小的招待所里等了整整三天后，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向本次政协会议提交《影响重大的错案纠错程序亟需修改》提案建议，反映就聂、呼两案引发的系列问题。河南籍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终于答应和她们见面，并表示愿意将她们提供的材料转交给此时正坐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权力中央核心成员。 　　两位母亲，顿时相拥而泣。 　　在靠近河南大厦的大街上，两位母亲将手头的资料送到了张全收手里。 　　“在我们农村，我如果做错了事，都要向乡邻们道歉、向人家承认错误。一个国家，承认个错误，就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