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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国朋友耿丽淑 　　1989年1月20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见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授奖仪式。当中国福利会美籍顾问耿丽淑从上海市副市长顾传训手中接过古铜色“白玉兰纪念奖”奖章及证书时，这位满头银发、端庄而美丽的老人深情地说了一声：“谢谢。” 　　“白玉兰奖”是上海市政府为表彰在推动上海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外籍人士而专门设立的奖项，1989年首度颁发。 　　耿丽淑获此荣誉当之无愧。 　　上海外事条线的老领导、老前辈，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同志曾说过：“格拉克(即耿丽淑)1926年来上海，是上海的老人。她对上海有功，对中国人民有功。” 　　 　　“我为中国做的事都很平凡” 　　 　　耿丽淑本名塔利塞?格拉克，1980年代初我认识她时老人已至耄耋高龄，仍担任着中国福利会顾问一职。我被告知，她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好友，长期生活工作在上海，抗战期间就是孙夫人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骨干成员。对这样的老同志我一向是心怀敬意的。 　　我供职上海外办后第一次走进耿丽淑的家门去看望老人时，她问我：“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稍带拘谨的我迟疑了一下说：“就喝茶吧。”其实那时候我对咖啡和茶全无兴趣，我只喝白开水，只是不想违了老人的美意，二者之中任选了一种。以后再去她家，她就会嘱咐阿姨：“上绿茶，他不喜欢喝咖啡。”直到有一次她得知我的胃不太好时，老人满目深情地看了我一会儿，和蔼地说道：“试试红茶吧。”随即让阿姨拿来一杯热牛奶，她将茶和奶搅拌了一下，然后抬头望着我的眼睛问：“喜欢甜一点吗”我点了点头，她又往茶杯里放了两块方糖后说：“喝吧，这样可以暖胃。”不知为什么，此刻的我，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种置身于慈祥祖母身边那样的温馨感受。从那时起，我便养成了延续至今的喝“牛奶红茶”的习惯，同时也在心底存下了一位淑雅娴慈的老者可亲可爱的笑容。 　　老人为人做事非常低调。对在“保卫中国同盟”的那段经历，她很少对人提起。随着交往的加深，有一次我主动提起“保盟”，并向老人发问。她看了看我，缓缓而言：“我为中国做的事都很平凡。当时我是‘保盟上海分会’中唯一的外国人，也是唯一的一名妇女。出于对我的信任大家推举我担任分会的秘书，承担了分会的常务工作。我记得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向在香港总部的宋庆龄传递信件、报告情况，向抗日军民转送物资，就这么一些事，非常平凡。” 　　当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肩负了向国内外民众宣传抗战形势、募集军需补给、联络国际支援的重任，为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老人告诉我，她当时为“保盟”工作是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顾问”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开展的。上海分会根据香港总部的指示，除接应国外寄来的募捐品并将之转送新四军、八路军外，也会在适当时候举办诸如“文化之夜”等一类义演、义卖募捐活动。当时，抗日民主力量在有“孤岛”之称的上海面临着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双重打压，寄给宋庆龄的信件根本无法正常送出，为此耿丽淑只得另辟蹊径。其时有一艘美国“总统”号邮船定期往返于上海――美国之间并途经香港，这正好为身为美国人的耿丽淑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条件。每次送信，她都会穿一件夹克衫外套，将信件揣在内衣口袋里从容登上锚泊于黄浦江上的“总统”轮，并装出一副悠闲自得的神态四处观赏，一步一步走近邮轮上的信筒，乘人不觉时把信投入信筒，然后大大方方地下船返回。讲到这里，老人笑着问我：“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信件走私’?” 　　向八路军、新四军转运物品是一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事。谈及此耿丽淑说：“我们为前线的抗日将士输送了大量物资，小到药品、衣物、食品，大到医疗器械、救护车、捐助款，件件有据可查。”为了做好这件事，保盟在邮局发展了“内线”，由他们利用下班时间到指定的接头地点把经过伪装的转运物品取走，混进邮局已通过检查的包裹中“走私”运出。她说：“为安全起见，有时我们也会设法打通关节，收买一些关卡检查人员，一站一站接应传递。总之，我们采用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方式，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员，其中包括得到了一些前往内地的外国朋友的帮助。” 　　“保盟”还利用自己的国际人脉渠道，广泛联络国际友人投身抗战第一线。耿丽淑告诉我，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及印度医生柯棣华等人就是通过“保盟”的介绍走上抗日前线的。在八路军根据地白求恩组建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及医疗培训学校，他的医疗器械从国外进来后也是通过“保盟”转运过去的。 　　耿老说：“在保盟工作，虽然没有经历炮火硝烟的洗礼，却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她永远不能忘怀，上海分会就有一个叫张似旭的年轻同志不幸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惨遭杀害。“我们没有被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所吓倒，”老人以缓慢而坚毅的语调说道，“相反，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