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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逻辑发展与基础维护 　　摘要：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党的先进性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逻辑基础。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在执政党政党化复归、执政党与社会互动机制重建，以及党的干部行为逻辑改变等方面下功夫，推动执政党自身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后与社会达成良性互动，从而最终在法治的框架下回归社会过程中获得主导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逻辑基础；发展维护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58―06 　　 　　适应形势的发展，实现执政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将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执政理念，是从制度和法律上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举措。 　　法律在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和长效的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适合党长期执政的需要，依法执政与我们党的宗旨和法治精神相契合。由于依法执政的要求来自于现实，这就决定了依法执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基础，提出不同的目标，明确具体的内容，逐步推进依法执政的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逻辑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前一个转变要求党从斗争、革命、破坏旧秩序转为谋求建设和发展，后一个转变则要求法治和民主。一个政党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和巩固执政地位，取决于能否顺应这些客观要求。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党的执政条件、任务和环境的深刻变化，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而实行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新时期重塑并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法理基础的必由之路和程序保障。 　　回顾和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程不难发现，过去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家政权的建立，缺乏完备的法律，这就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主要依靠党的政策。虽然为适应当时的革命任务，党通过国家政权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法令，如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私营企业条例等，但这些法令基本上是临时的。而且废除旧法后，新的法律也没有制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更多的是运用政策来处理和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党的执政方式不具备法治化的基础，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主要表现为依靠政策。应该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思路倾向于政策之治，这在建国初期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4年诞生的宪法，为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共八大提出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张。但党并没有在实践中自觉有效地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继续沿用建国初期依靠政策的领导方式，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不重视法制，削弱了法律的权威，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挫折，“文化大革命”就是例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实际上存在着某些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现象。这种权大于法的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领导人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建国后，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了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追求非制度化的民主，忽视了国家制度的法律化、民主化。党的某项政策往往仅经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或确认便作为国家意志向全国推行。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3年冬到1964年春的“四清”、“五反”运动，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于我党历史上习惯于用政策来指导革命，而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又使政策比法律显出更多的优越性和效率，领袖个人与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人更容易产生“政策至上”的观念。政策从背后直接走到前台便是理所当然的，政策向法律转化的程序性规定便是多余的了。 　　这种传统的执政方式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忽视了社会主义法治，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律，使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失去保障。其次，高度集权的体制，最终“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