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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 　　[摘 要] 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了法制建设活动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新型法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一些法律概念、制度、原则及理念,时至今日仍有极为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 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是当时区域性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的发展,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党领导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推进作用。研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启示,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法律体系的创立和司法体制的构建 　　 　　(一)法律体系 　　通过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训令以及大量法规性文件等形式,民主政权内形成了宪法、土地法、组织法、行政法、选举法、刑法、军事法、婚姻法、经济法、劳动法、税法、商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科门类的雏形。这些法律法规体现了原创性、革命性、阶级性、针对性和公正性等特点,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重要的基石,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其中对革命最具促进价值,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当属宪法和土地法,其他部门法中也产生了一批切合历史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法律法规。 　　土地革命时期,诞生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由人民代表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布施行的第一部人民宪法。抗日战争时期,颁布了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为代表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内容形式虽有差异,但原则上没有区别,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各根据地带有根本法性质的政纲。[1](P45)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为适应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和开展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依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中确定的省自治原则,一些边区政府先行制定了宪法原则和施政纲领,其中《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最具代表性。 　　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兴国土地法》和《修订土地暂行法》基本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新民主主义土地立法的根本原则,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体现了当时最彻底的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确立并实行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立法指导方针,但在具体的土地立法中也规定了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严格限制和对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提倡和保护。解放战争时期,标志新民主主义土地法制基本形成的《土地法大纲》则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2](P423) 　　此外,在组织法中有代表性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抗战前期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抗战后期以简政为立法指导原则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在选举法中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和《晋西北边区村选暂行条例》以及保障及辅助选举实施的法规如《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在刑事法规中有代表性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刑法典意义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以及抗战阶段特征明显的《破坏坚壁清野惩治办法》和《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在劳动法中有代表性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和《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资标准的决定》。在经济法中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银行管理外汇办法》。在婚姻法中有代表性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二)司法体制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始建立较为系统的司法机构。各级司法机构实行双重领导机制,既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又受上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审判权和司法行政权在中央采行分立制,设有临时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地方采行合一制,各省、县、区裁判部也是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侦查权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使,检察权相对的比较薄弱,只在审判机关内附设专业的检察员。诉讼审判程序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而行,实行四级两审制。此外还规定了审判公开、陪审和合众、辩护、回避以及死刑审批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审判制度体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