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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下一站起点平等为什么重要 　　现在想来，我应该是一个思想上比较早熟的人。早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86年)，我就想到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除了社会体制不一样之外，其他条件(如文化、初始条件等等)基本都是相同的。所以，社会制度应该是决定经济长期绩效的最重要因素。当时我还经常向我的同学们灌输我的想法。现在很多西方的经济学者经常拿这些作例子来说明制度(而不是文化等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巨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样的人，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引入了市场这种制度。如果历史地看，西方世界在1300年左右人均GDP就超过了中国，主要的武器也是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基本制度，而且后来还发展出来了支持市场制度的法治和民主体系。这样它们在社会体制上便超越了中国，使得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只有过去三十年我们经过长期的“折腾”又引进市场这种制度的时候，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西方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制度需要法治等社会制度的支持，否则市场制度就会受到扭曲。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要大胆地引入被历史证明了的普适性的社会制度，如对产权的保护、法治和民主等等，中国才有希望在21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现在应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经济危机创造了社会共识，因而现在应该是改革的良机。在经济层面上来说，中国现在所处的局面有点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镀金时代”：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满很多。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审时度势，成功地实施了很多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恢复了社会正义，使得美国的发展又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这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罗斯福总统很清楚收入差距拉大对社会进步的坏处。他曾经说过，收入差距很大，人们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我们辛辛苦苦争取来的政治平等就失去了意义。罗斯福总统当时实施的这些社会变革，中国现在也是完全应该实施，也是可以实施的。很多美国的史学家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改革看成美国历史上的“defining moment”，即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变革。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自立国之初，美国的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所谓的东亚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灌输这种哲学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政府。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地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和我们的台湾地区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地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这样，初始禀赋的平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的共享式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长期只有0.3左右。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还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社会的经济政策。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可能是初始禀赋的平等，而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就算不上什么模式了，因为美国在历史上也是如此的。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东亚模式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平稳地进行了政治民主化，而且民主化之后政治比较稳固。现在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为，初始禀赋的平等加上好的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平等的土地禀赋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东亚经济模式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在经济起飞前先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进行了平等主义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造就的起点的公平对于实现共享式增长和平稳巩固的民主化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得更广一些，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路径的分野也是由于要素禀赋的分布不同造成的。北美洲的要素(特别是土地)的初始分布在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这使得人们更有积极性来投资于人力资本；南美洲则刚好相反，土地等要素的初始分布高度不平等，这使得没有土地要素的人们在社会中的谈判力比较低，从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得到的份额就比较低，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投资于人力资本。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对于北美和南美经济发展轨道的分野，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与土地禀赋的高度不平等也有密切的关系。 　　与北美和东亚模式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土地等要素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国最终产品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却严重滞后，如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基本为地方政府所垄断。由于户籍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