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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良性演进阐释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验证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但是同时改革或转型还没有完全成功。竞合博弈秩序的扩展是当前制度演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产生的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既自利,也利他。推动利益主体的心智模式改善和推进普适宪政法则向竞合博弈机制的演进是中国制度变迁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制度变迁 中国改革 演进 　　 　　制度和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轨迹。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以及他们的实施特征构成的。在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影响着各自的运行和效用。 　　制度变迁的轨迹包括闭锁型和合辙型两种类型,在前一种类型中,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性经营的制度发展受到压制;而在后一种类型中,凡是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鼓励公平竞争的制度都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制度变迁轨迹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的进程来看,并不是合辙型的制度变迁都同时得到发展。在某一时期,制度变迁的焦点是有选择的,政府和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变迁环节的问题,制度变迁实际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而政府只是选择最为紧迫的或者最容易变迁的作为进一步变迁路径选择的导向。 　　 　　中国改革不断演进的经济解释 　　 　　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使得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以增加。但是从现代化进程来看,这种帕累托的改进并不是理想化就得以实现的,现实生活必然存在导致失衡的现象,也必然存在某一时期不改进的制度,不同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中国当代发展的历程。为了长期执政,政府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激励,只能对现实情况不断进行合规性的调整,打通整体社会上升的通道。构成制度变迁的因素包括三部分:政府承诺机制的有效性;利益主体遵守普适的宪政法则;以利他导向的自利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核心的竞争机制。 　　有效的政府承诺机制是建立广泛民意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才能在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社会失控等情况下建立和修正普适的规则和制度。“经济转变的困难是由政治市场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后者的基础是当事人的信仰体系。”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真正让民众信赖的政府可以不断超越官僚的利益束缚,而构建符合大众利益的理性决策机制,意味着中央政府要超越改革的瓶颈区,为了大众利益而去设计可以规避自身局限的规则。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府,这种克服僵化官僚机制的竞争意识是改革不断持续的重要基础。县治治理构成政府竞争机制最活跃的部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试验田。基层的市场秩序和政府竞争机制推动规则按照规范化、公平化、效率化、平等化不断进行修缮,从而形成普适的宪政法则,成为民意的基础。 　　利益主体遵守普适的宪政法则是制度变迁秩序化的前提。利益主体自由权和发展权的扩展是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机制的根本条件。自由权和发展权的扩展不仅可以改善人力资源的区域配置状况,增强行为主体获取、加工、利用、创造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更提高了利益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从而演化出良性市场秩序,进一步激励主体的经济社会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的变迁是塑造普适规则的有益探索,而后三十年的变迁则沿着前三十年的足迹而逐渐形成了市场自动改进竞争机制和政府主动改良协调机制,从而使得普适规则不仅自利而且利他。 　　以利他导向的自利激励和以约束机制为核心的竞争机制的形成是普适宪政共识的终点。它不仅要纠正偏离的利益主体,还要修缮良性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应该规避理性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从而超越囚徒困境,达到普适的宪政法则。Easterlin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立法方面的改进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②。取缔少数既得利益者不规则的获利机制,形成制衡强势利益集团的约束机制,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最终归属普通大众,是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表现。 　　 　　改革进一步成功的经济分析 　　 　　政府治理的成功、普适宪政法则的共识以及利益主体竞争博弈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但是事实上改革三十年只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认知上的重溯,今后三者的博弈将是推动制度变迁方向的真正动力,从而形成良性的现代经济社会结构。 　　利益主体的再塑造。利益主体的创造性和自我辨识能力需要拥有相当的智力水平和道德素养,从而改善社会整体心智结构,实现良性秩序和制度变迁向公平竞争机制的不断回归。 　　首先,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不仅要缩小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完成城乡教育质量的平等、实现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平等(在升学机会上的平等)、不同阶层教育质量的相对平等,在此基础上同时实现不同行业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向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