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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路向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大陆现在并没有西方传播学界那种集中于选举的政治传播研究领 域， 但从政治传播的广义上看，中国媒体在传播政治信息和与政治权利的共生关系上，扮演着 十分积极的角色，而海内外对中国媒体在这个意义上的政治传播研究又有一定程度的积累。我旨 在讨论广义上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讨论的重点是国内外学者目前所做的研究，面临的挑 战与机遇，以及如何能与西方传播学界在共同和近似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对话和研究积累。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大体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个是对舆论和舆论导向的研究；另 一个是应用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媒体效应理论（如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进行的实证研究。 　　舆论与舆论导向的研究源于大陆传播学者对过去数十年政治宣传效果不彰的反思和检讨， 其现实依据是中国领导层在八十年代后期提出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理论基础则是西方大 众传播学中有关舆论的理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但同时应该指出，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成果主要在于廓清研究领域和提出基本构架，其中相当一 部分属于“应景”式报告。据邵培仁的统计，从1993到1998年，大陆学者在各种报刊上共发表了 604篇关于舆论的文章，其中50%是关于舆论导向的，而只有22%是关于舆论监督的。在前者的文 章中，绝大部分是学习中央精神并对此进行表态的。只有少数的学者把舆论与宣传分开，将舆论 导向视为媒介与舆论的一种互动。 　　在应用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媒体效应方面，国内的学者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复旦大 学研究团队对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效应在不同地方进行了数次实证研究。此外，在应用西方理论 解释中国现实时，中国学者发现，一些西方理论所假设的效应方向出现“逆转”现象。但遗憾的 是，应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努力还过于零散，对西方的理论囿于搬用，没有 太多挑战和发展。 　　虽然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趋势还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应用西 方理论的研究过于粗疏，也是社会科学走向国际化进而发展出本土化的必经之路。 　　 　　面临的困难与机遇 　　 　　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所遇困难之多，大家都有体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正确”的限制，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无上权威，中国文化中的“注经学”传统，可操作中层理论的 缺乏，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艰难对话，以及新媒体和“自媒体”所引起的传播渠道多元和复 杂，等等。 　　纵有如此多的困难，但我认为政治传播研究也许是中国传播学最能与全球传播学衔接、对话 甚至做出比较明显贡献的的领域之一。如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现今独特的双重或多重话语空 间的传播现实。中国社会转型引致了重大的社会变化，使整体国家体制悄悄地转变至一个非传统 社会主义的体制。然而，由于需要和惯性，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话语，依然主要以传统的社会主义 语汇来诠释现实，并以国家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体以及各种组织传播渠道，形成一个与现实相对脱 节的官方话语空间。另一方面，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如自由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犬儒主 义、拜金主义等），由于个人言论相对的宽松形成了一个与官方话语相对独立并有一定交错的民 间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这两个话语空间的交错、互 动产生了一些人类传播活动中有趣和独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既可以反证西方的一些传 播理论，又可对其进行挑战和修正。 　　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各种场合，我经常听到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呼吁。这种呼吁背后所反 映的理想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观过去数十年曾经流行的传播研究“亚洲化”、“拉美化”等 思潮和努力，到底做了多少，又获得多少进展？以拥有最多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之教师队伍的韩 国和我国台湾为例，几十年的努力下来，也不见有何重大的“本土化”建树。拉丁美洲和非洲的 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其中道理有无数，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前“本土化” 的许多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对抗西方价值观和其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或直接就是以 操纵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统治的“精英”的把戏。因此，除了高喊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口号外， 在实质内容上进展甚微，仅在“面子”和“研究对象非个人化”等孤立或细节方面小有发展。 　　在我们刚刚从引进阶段步入批判消化阶段之际，茫然地追求“本土化”，恐怕既不切实际又 浪费精力。如果抛弃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偏见，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的传播学者经过几十年的 努力，发现和发展了一些浅显和有一定普世意义的人类传播规律和理论，有如当初牛顿等一代启 蒙时期的科学家发现诸如万有引力一类浅显理论一样。从六十年代后七十年代中“议程设置”和 “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