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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对话,实现“共同管理与平” 　　[内容提要]“共同管理的和平”强调世界各国、各种国际组织共同维持和推进和平，反对霸权治理和少数几个大国主宰的和平；强调合作、协商、对话与和平共处，反对敌视、对抗、挑衅和以强凌弱。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和平形态。和平的实现，需要有保障和平的规则。保障和平的规则应当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而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又是在通过交流对话在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 　　[关键词] 交流对话　共同管理　和平　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69-05 　　 　　冷战结束后，以对话取代对抗成为国际潮流，为各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创造了条件。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一种新的和平形态正在酝酿之中。我们将这种和平形态称为“共同管理的和平”。这种和平具有两个根本前提：首先是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其次是国际事务由各国共同协商决定。“共同管理的和平”反映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现实，适应了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潮流，符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要求。“共同管理的和平”强调世界各国、各种国际组织共同维持和推进和平，反对霸权治理和少数几个大国主宰的和平；强调合作、协商、对话与和平共处，反对敌视、对抗、挑衅和以强凌弱。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和平形态。 　　 　　“共同管理的和平”，需要通过不断的 　　交流对话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交流对话的方式所确立的交往行动，决定着我们应对世界现状和问题的能力。在交流对话中，使不同的行为主体(就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国家而言，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无论在历史与文化上有何不同的背景，无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何差异)确立平等的关系，从而以民主的方式协商处理世界事务，这是实现“共同管理的和平”的必要前提。 　　哈贝马斯对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的分析揭示了交往活动与世界秩序的内在联系。在交往过程中，语言对世界的构架实质上是以思维为表现形态的对世界的战略把握或战略规划。哈贝马斯区分了四类社会行动：第一类社会行动是旨在有目的地介入客观世界的??目的行动”，第二类社会行动是某一社会集团成员以共同价值观为取向的“规范调节行动”，第三类社会行动是行动角色通过其行动向作为观众的其他人提供角色形象的“戏剧行动”，第四类社会行动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借助符号协调互动、达到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动理论为人类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和平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即人类和平实践可以在交往的平台上展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人类的社会交往承载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价值观的传递、交往主体的自我定位以及理解沟通与行为协调等功能。交往行动理论所界定的“第一类社会行动”，是人类实现“共同管理的和平”的基础条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在介入国际活动领域时所要认知的“客观世界”，是以国际关系形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家在尊重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的条件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国际政治现实。这表明国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实质上是国家在国际政治现实环境中自身认同与相互认同的统一。 　　“共同管理”的理念内在地支配着国际政治实践走向。在现代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是基本的交往主体。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首先需要在认清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并在交往的互动中，通过内外政策调整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国际关系环境。其次，在国际交往互动中确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价值观。第三，国际交往达成国家间的理解和沟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人类已经有过经由对话交流、协商处理国际事务，实现“共同管理的和平”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现“共同管理的和平”的一次伟大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战争初期曾对这场战争存在着许多分歧的美、英、法、苏、中等国终于走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一战壕”。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围绕建立怎样的战后世界秩序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较量。英法之间、美国与英法之间、美英法同苏联之间各打各的算盘：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意味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势力相抗衡；罗斯福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他认为最有可能为非作歹的是德国)，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的主张则是希望以战胜国的姿态把俄罗斯的影响力伸入欧洲中部，并且把东欧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罗斯，防止未来德国入侵。这些分歧和矛盾通过一系列谈判，最后建立了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大国一致为原则的共同管理世界和平的国际体系。这样，从战争期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到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