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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道主义 　　把“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的施政纲领提出来，不仅意味着与“谈人色变”的极左思潮告别，也意味着与一种肤浅的、自设禁区的、实际上仍然是“左”的人道主义认识告别。这是表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我国已打破道德层面的束缚而上升为一种治国的全方位的指导思想。从哲学文化上说，就是用“人的眼光”看待社会历史了（马克思语）。 　　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个执政党（与在野的时候不同）， 固然不能把自己限定在只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的狭小圈子内，从而必然要在一切意义上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也不能把“为人”的思想仅仅限定在相互揖让、问寒问暖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层面上，而必然要在整个施政上即整个发展观上凸现出来。这是这些年来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积极成果，一个巨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入我国施政纲领――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后，首先一个必然的诉求，就是清除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等封建残余在今天的表现，张扬个体、个性，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封建专制及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致命弊端，就是惯于将个人作为家国网络里的一个依附性卒子来塑造、来对待，而不允许个体的人是“自己”。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那正是儒家伦理给人们设定的依附性生活。不是依附于家庭，就是依附于朝廷――今天则是依附于官，依附于强势者。而人治思想、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等，既与拥有者的某种封建潜质暗合，又在事实上炮制着这种依附。所以，不能设想绕过这些问题会在中国长出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因为，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与视个体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寻求“自我”和人的复归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不破除前者，后者就立不起来，市场经济也难以充分发展。而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关键在实践，在于政府部门、执法部门、各级领导人根除人治的思想，在施政和执法中令人信服地做到：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不论其职位高位，他享有的人权与众人是一样的。任何超越法律的权利都是特权，因而是非法的。有特权的地方就有侵权的事情发生。这是人道主义所不允许的。 　　应当说一下，有一种误解，以为守法是老百姓的事，而与官员无关。这就把事情的轻重颠倒了。法治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就像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为人民做主一样。守法首先是、主要是权力机关、执法人员以及强势群体的事。侵权性质的野蛮执法是执法部门干出来的，搜身、拖欠民工工资是强势集团干出来的，歧视、嘲弄、欺压残疾人是健全人干出来的。而人民包括其中弱者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建立法治国家，就是要党和政府以身作则，带头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就是要人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法治国家建成的过程,就是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和全面实施的过程，就是人民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成就，更取决于对人的重视和尊重程度，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把人当人看。要知道，我们党为老百姓争人权才获得了政权。社会主义的活力、整个社会的活力有赖于每一社会个体内在潜力的充分调动与发展。人民群众是惟一的主体，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权的组织工具。离开了人道、人权，这个党、这个政权就失去了意义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入我国施政纲领――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后，另一个必然的诉求就是在推崇人的同时，注意节制人的欲望，反对片面的“效率优先”原则，反对片面的“一切为了人”的思想，而主张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主张可持续发展，主张人、经济、社会、自然持续地和谐。当然，归根结底，这还是为了人，但和五六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为了人”，在本质上已不相同了。 　　我国是后发展国家，迫于压力，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也大致经历了“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围湖造田等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社会畸形发展的阶段。直到90年代才逐步纠正这些偏颇，从而开始重视社会发展、关注环境保护、接受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倒也不完全是受现代西方的影响，中国传统中就有重视协商、合作、和解、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这些积极的东西。它能帮助人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何况在这方面教训惨痛，吃了大亏。近期更是在发展的本质的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有了更为科学的概括。那就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到此，一个继承“一切为了人”的思想但又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一切为了人”的思想的，融入了传统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念，已浮出水面。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定掀起又一次改革高潮。一整套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思路的发展与改革方案，正在我国实施。可以预期，21世纪是中国告别贫困与三大差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