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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先贤在人现代化上追求与教训

五四先贤在人现代化上追求与教训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以人的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想革命,其重要使命就是对国人进行启蒙,它猛烈地冲击了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但它并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五四先贤们激烈的反传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们对民主的追求也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呐喊上,而缺乏人权和法治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五四先贤;传统;现代价值;法治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53-03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现代化先行者们在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行程中,其贡献是有目共睹、可圈可点的。如果说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即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推动了近代中国制度现代化和初步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重构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模式,亦即在人的现代化上做了许多启蒙性的工作。   今天,让我们重新返回五四先贤们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语境,回顾他们在追求人的现代化方面所做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检讨其不足和教训,或许将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顺些。      一、何谓人的现代化      什么是人的现代化?简言之,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由农业社会的传统性向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变。研究现代化的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的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讲,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深度层面,也是决定着器物和制度层面现代化进展的。因为人是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最终目的。      二、人的现代化:五四先贤的梦想与追求      1.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虽然基本上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架构,但却出现了乱世的迹象: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连年混战,社会文化结构四分五裂,国内人民的皇权思想仍然十分普遍,这些使得民国徒有虚表。正如李大钊对民初中国社会危机描述道:“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敌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共和国建立了,“皇帝倒了,辫子割了”,但依然“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从更远一点来说,起自19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过程,由器物(科学技术)而及于制度(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然而,桔逾淮为枳,在西方卓有成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却总是全然不成模样,其根由何在?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对上述疑难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因此要大力倡导新人格、新观念。梁启超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想法,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以人的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想革命,其重要使命就是对国人进行启蒙,即对传统价值进行重估,大力宣扬现代新思想、新价值。这一目标在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上的《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在此发刊词中,陈独秀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人的现代性的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   2.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主要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要提倡新人格,实现国民的人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要对几千年来的历史沉积而成的文化传统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和超越。这场带有摧毁性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儒学伦理道德及其人格化代表――孔子。   易沙白的《孔子平议》公开点名批评孔子,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自今人视之,这种剖析是肤浅的,但从儒学自身存在的缺陷角度揭示儒学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第一次。   与易沙白不同,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从人性压抑的角度剖析儒学的实质。他们认为,三纲五常是儒学伦理的核心思想,“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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