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一书看司马迁义利观.docVIP

从《史记》一书看司马迁义利观 　　摘要：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义利观充分体现在他的《史记》一书中，本文以《史记》一书为例，粗略探讨了司马迁的义利观：一、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本性；二、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三、要用道德来调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义利观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史记》一书中明白的表达了自己的义利观。 　　一、“富者，人之情性”――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本性 　　司马迁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一面，这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本性就是对利的追求，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司马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如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在而有也”。[2]所不同的是，司马迁更强调欲望是驱使人民求富谋利的原动力，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首先批评了老子的所谓理想社会――“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几无行矣”，是完全走不通的。接着他又列举了十种社会现象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夫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携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包商贾蓄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壮士、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者……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在利的驱使下努力奋斗，甚至是铤而走险，触犯法令。 　　在司马迁看来，人们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是天经地义的，这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符合一定的道义，如果人们不追求利，那么就会出现《周书》上的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的严重情况。相反，如果把这几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搞好了，就会出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义利观上是非常重视物质利益的。 　　二、“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司马迁在提出了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后，又进一步指出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司马迁非常同意管仲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并将此话简化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在他看来，对于个人来讲，只有满足了物质需要才能更好地行“仁义”，司马迁并不否定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的力量，但他更强调是经济决定着人的思想、人的道德。所谓“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利是基础，利决定着义。他举了陶朱公和子贡等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陶朱公帮勾践完成霸业后就泛舟商海，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昆弟”。司马迁称其为“富好行其德者”。而对于孔子“七十子之徒”中“最为饶益”的子贡，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是“子贡先后之也”，并称他为“得势而益彰者”。在这里，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道德观念受物质利益制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道德有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3]《游侠列传》里说的很明白：“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酉鬼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盗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这里的言辞虽不无偏激，但它却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剥削阶级的所谓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三、“以礼义防于利”―― 用道德来调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司马迁一方面强调物质利益决定道德，另一方面也主张用道德观念去防止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弊端，主张用“义”来调控人们对“利”的追求。他在《平准书》里强调“以礼义防于利”，即主张用礼义道德去规范限定人们逐利的行为，而不能允许社会成员随心所欲地去追求物质利益。[4] 　　司马迁虽然鼓励人们求富，但如何求富，司马迁有他自己的主张，那就是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肯定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致富的手段，否定非“治生之正道”的“奸富”或“恶业”，如“掘冢”、“博戏”之类。可见，司马迁提倡的是有道德内涵的富，是依靠合法正当手段的富，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