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一生最荣耀“主席”.docVIP

令我一生最荣耀“主席” 　　编者按：时逢兵团成立50周年，本刊特约著名作家、原兵团文联副主席、现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杨牧撰写了此文，以飨读者。 　　这大半生来，我是开头几乎连个“组长”都没有当过的人，后来“文运”渐而“发”了，“头衔”便也多了起来，有时平空就“掉”下个什么。大约我长期所在的人民团体，不大时兴什么“长”，对我“掉”得最多的，当是“主席”“副主席”一类，如石河子市作协的、新疆兵团文联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的、四川省作协的，乃至各种大小会议的“执行主席”等等，“掉”得多了，也就不再当回事儿。独有本世纪初，我得了一个如果要比照“级别”，也许可算个“正科级”的新疆兵团一四八团文联“名誉主席”的称谓，我备感荣耀，也特别珍视。 　　那是2000年春，一四八团宣传科一位办事员与我联系，说是团里要成立文联，团党委有意请我做个“名誉主席”，问我愿意不愿意?一四八团要成立文联，出乎我意外，也令我惊喜，我知道那是来自我“故土”的真切召唤，便毫不犹豫，而且是满心喜悦地一口就答应下来了。不久文联果然诞生，团里不仅给我寄来了一纸聘书和文代会的各种资料，还特地给我寄赠一件礼物来――用一四八团地产的彩色棉花制作的一件T恤衫。 　　这是真正的“体恤”了，一块热土对她走失在外的游子的体察和关顾。那块土地是生产小麦、玉米和棉花的，那些大朵大朵的棉花，至今在我眼前闪烁。我不知道那织成T恤衫的棉花是产于团里的哪个部位，我总猜想就是我所呆过的连队门口的那块79条田。我对那里再熟悉不过，那是一个专门培育优良品种的良种队，没想今日棉花都五彩缤纷了――它缤纷了土地，也缤纷出一个文学艺术的百卉园来! 　　想来这不是偶然的，兵团历来有个重视文化的传统，那是从南泥湾带来的。我于上世纪60年代，初到农八师莫索湾二场(即后来的一四八团)时，正是兵团第二次创业，南疆向塔里木盆地扩展，北疆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伸进，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期。出于振作士气的需要，开垦之初，兵团就重视宣传教育，各个连队都至少有一名广播员，主要是作“战地鼓动”。待到我到团场时???每个连队都基本配备了文化教员，出黑板报、墙报，搞俱乐部，甚至要求“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并有一名副指导员专管此事，而且强调文化教员要“一专三会八能”，当多面手。我很有幸，充当过“代理文教”的角色，就颇受锻炼。再稍后，多数团场都成立了文艺演出队，各师更有了相当正规的文工团，而兵团在所驻的乌鲁木齐市内，就拥有了一个包含京、越、秦、楚等十个剧种的艺术剧院。兵团和各师都有了报纸，兵团还有了综合性的文艺刊物《绿洲》。这时与其说是为了鼓动的需要，不如说是初步摆脱了“战时功利”，而开始进入文化建设的范畴了。那时兵团的几位作家，如邓普、朱定、吴连增、王志、东虹等，就颇受看重。也正是这样的氛围中，遭不白之冤的一代大诗人艾青，在王震将军的亲自安排和农八师领导鱼正东、刘丙正等的关照下，在石河子也过得颇有文化味儿，以至萌动要写一部反映兵团创业史的《沙漠在退却》(出版时改为《绿洲笔记》)。当然，到了十年浩劫时期，兵团的文化事业衰落，中华大地都只剩下“三战八样一西哈”了。而当十年浩劫一结束，兵团又很快冒出了一批文艺新人，文艺团体重振旗鼓，文艺报刊如雨后春笋。到了20世纪后期，兵团不仅有了大报《兵团日报》，有了大刊《绿洲》《绿风》，有了师级建制的兵团文联，连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深处的一四八团也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了! 　　兵团的文化建设是渐进型的。这种渐进，不仅表现在文艺队伍、文艺园地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进程上，还表现在对文艺规律的剥茧抽丝似的认知上。文艺(或者文化)的作用，自然可以是功利的，甚至在特定时期是必要的。比如，在战争年代，它就必须肩负起鼓舞“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重任。艰难困苦的开垦时期也是这样。但归根到底，文化艺术要在自身的轨道上运行。比如，文学创作，它就不仅仅是个“宣传”，是个“鼓动”，是个“歌颂”，而应该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情，可以怨”，全方位展现艺术的功能。要从“宣传”的意义上讲，这可能是更有感染力度的“宣传”。 　　兵团的文化建设是扩张型的。扩张是对收缩而言。在相当长一个时段内，兵团显得较为封闭，多只在内部“自拉自唱”。内部一派轰轰烈烈，战天斗地，惊风泣鬼，可以说是在全疆16个地市州、69个县市境内的土地上，写下了一篇前无古人的大文章，但玉门关内的相当一些人竟不知“兵团”为何物，以至出现祝谦先生所讲到的有人把“兵团”当作个“团”，信封上写着“新疆兵团党支部收”的尴尬笑话。渐后，情况大有改观。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兵团农八师为鼓励文艺工作者们目光外转，对凡加入自治区或全国级文艺家协会的会员，均给予晋升工资一级的奖励。这自然是“土政策”，但它确实对兵团内部的文化浪潮向全国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