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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心中父亲 　　叶正明是叶挺将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陪伴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叶正明有许多话埋藏在心头，始终没有说出。一次在新四军军史研究会上，大家谈论到新四军军史编纂的话题，让叶正明深受触动，他不禁深情地讲述起自己陪伴父亲度过的那段岁月。 　　 　　强行扣押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父亲被强行扣押后，相继流转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被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后，我（叶正明）和处于软禁状态下的父亲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我13岁，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弟叶华明，五妹叶扬眉。 　　1943年5至6月，驻湖北宜昌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与日军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在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父亲有一面之交的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会拒绝。”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此后，我和几个弟妹便随姨父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父亲亦随之请陈诚代为向蒋介石说明，允许他和母亲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我们家人的团聚是我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得允许的，这种说法不对。我们几兄妹曾找过那一时期担任周伯伯警卫参谋的颜太龙，问我们一家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他还告诉我，此前我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严密监视 　　 　　 刚到桂林时，父亲、母亲和外婆、姨父及我们兄妹一共16口人，都住在由李济深伯伯安排的小旅馆里。当时外间都传说父亲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一个个“第四???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这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父亲的挡箭牌。因为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是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 　　那一年当天气渐冷的时候，母亲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孩子了。物价的高涨与小弟弟的出世，使父亲的生活负担加重了。后来，父亲领着我们搬到较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为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特务们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几个孩子上山赶羊。他常常威吓我们说山上有蛇，叫我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父母及姨父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父亲还是能和李济深伯伯、何香凝伯母等故交，以及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接触。周恩来伯伯也经常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部旧，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在恩施的禁锢所无法实现的。父亲长久紧锁的眉宇稍稍舒展了。然而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半年，蒋介石获悉父亲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后，极度不安起来。 　　 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我们家，对母亲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我、四弟和五妹。母亲看信确系父亲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骗捕经过 　　 　　 12月27日晚上11点多，我终于在衡阳的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格外的苍老。随后，我们走了整整18天，才走到目的地――恩施。在恩施，我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对父亲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父亲没想到其中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父亲跟上来就跳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