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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历史地位功能及其进一步改革 　　[摘要]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有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比重。改革前期，国有企业曾经为中国经济成功转轨作出自己的贡献，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但同时它们也获得了各类金融资源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推进了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剥离了国企的社会负担，国企与其他多种产权安排企业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形成。2000年之后，在“抓大放小”的战略下，国有企业开始退出竞争性领域，其垄断程度不断上升，垄断利润大幅增长，造成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并导致中国经济内外结构非均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社保资金缺口和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等诸多挑战，已经对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必须认真鉴别不同类型的国企，对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或通过政府规制，使它们的目标函数从追求“保值??值”转变为追求全民福利最大；或通过打破垄断，使民营企业进入该产业，提高效率。对于竞争领域的国企，进一步界定产权与增强激励，但同时必须将其获得的利润上缴国库，明确国有资产所得的用途，以提高全民福利水平。 　　[关键词]国企垄断　结构失衡　倒逼机制　要素市场 　　[作者简介]袁志刚(1958―　)，男，生于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研究。邵挺(1982一)，男，浙江省舟山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55－12 　　 　　中国经济的渐进式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有企业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始终维持了较高的比重，发挥着特殊的功能。改革前期，国有企业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承担了相当规模的转轨成本(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优秀员工“跳槽”现象，为非国有企业输送高技能和高效率的劳动者；产权安排不合理情况下的国有资产流失；维持冗员的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等)，但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的各类金融“输血”(先是获得大量的银行贷款，由于其效率低下，导致国有银行形成坏账呆账，后是优先获得上市机会，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同样由于效率低下导致资本市场资金配置失效)。与其他转轨经济相比较，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社会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积极融人全球化，吸引大量外资，提高就业水平，经济得到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国企亏损、银行坏账、资本市场低效以及财政赤字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增长的潜力，1998―1999年的宏观经济面临危机的边缘，当时三分之二左右的国企大幅亏损。由国企亏损引致财政严重赤字的困境“倒逼”政府大刀阔斧地重构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提出“抓大放小”、“保值增值”等口号，并将一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非对称市场改革阶段：产品市场高度竞争，要素市场高度垄断。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战略目标转型后，在做大做强的名义下“保值增值”，大力培育垄断力量，凭借着低廉的要素成本(如信贷、土地)以及能源、交通、电气等上游行业的垄断地位，国企不仅脱困，而且垄断利润大增。其结果是，垄断利润不断挤压下游企业的竞争性利润，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成为阻碍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深入的力量，尤其是金融领域改革难以实质性推进。从根本上看，非对称改革的代价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进一步改革进程，整体推进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和要素市场的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经济效率难以大幅度提高，先期改革的成果可能被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和整体经济的低效率所耗尽。 　　 　　一、国有企业垄断程度不断上升，市场体系发育阻力重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一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6年，经营权的部分下放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让企业的经营者掌握了一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但这场“放权让利”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只是政府和国企之间利益分配的调整，不涉及原先的所有权框架。第二阶段是1987―1992年，国企在所有权层面有所突破。当时有两种改革道路，一是企业承包制，这仍然是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的改革；二是企业股份制，主张引入多元产权主体、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等，但仍然没有摆脱“政企不分”的老毛病，1993年以前国企要向政府上缴利润。第三阶段是1992―2002年，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使国企变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被称为是一场事关中国经济命运的“攻坚战”，国家出台多项措施来剥离国企的负担。1993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