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礼法并治实质.docVIP

汉代礼法并治实质 　　 摘 要：礼法并治通常被认为是汉代的主要治国方式，并以儒为主、法为辅，即“德主刑辅”，并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证。但事实并非如此，汉代治国虽名为“礼治”，却实为“法治”，更多的只是借用了儒家的名义。同时中国封建法治中“德主刑辅”的传统在汉代也并不适用，真正形成这一传统是经过魏晋律“纳礼入律”到隋唐律“一准乎礼”长期演化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汉代的治国方式与秦代相仿，都是以“法治”的思想为基础。 　　 关键词：礼法并治；儒家思想；法家思想 　　 　　 论及到汉代治国的方式，一直有“礼法并治”的说法，认为“礼”与“法”是汉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通常也认为是以礼为先，讲求道德教化。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过汉代的法制状况后，很可能会让人感到事实并非如此。与其说汉代是“礼法并治”，不如说是“外儒内法”更切合实际一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简要概况一下“礼”、“礼制”以及“礼治”的实质及其差异是什么？ 　　 一、“礼”、“礼制”与“礼治”的差异 　　 “礼，最初源于一种祭祀仪式，其以规范的仪式与程序表达人们敬天地鬼神及祈祷神灵保佑的心”，①当部落氏族社会发展到后期，原有的风俗习惯不足以应付社会的变化时，礼便由简单的祭祀仪式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借助于天地鬼神的力量，完成了对部落风俗习惯的改造与选择，成为新的社会规范。因此可以说礼是一种与传统习俗、道德血缘相关联的调整人们行为的新的社会规范。“礼制”与“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内容，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不同处在于，“礼”更多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它不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礼制”则不同，它是随国家的形成于建立而出现的，它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是由国家主动制定的，并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从范围来看，“礼”的内容要大于“礼制”，因为礼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们行为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礼制”是国家制定的，是礼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不可能把礼的全部内容都制度化。“礼治”与“礼”、“礼制”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治国的思想与手段，是把礼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的思想观念，它是以礼制的完善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是法律思想与道德观念的统一体。② 　　 由此，可以知道，在中国古代，“礼”即包括了“礼制”的含义，也包括了“礼治”的内容。统治者为社会规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把人们行为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礼的范围，人们的每一种行为都会有相应的“礼”作为依据，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按“礼”而行。对于违反“礼”的要求的行为，在“礼”中有相应的强制措施加以惩处，以保障“礼”的实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礼法是没有区分的，礼可以视为道德，也可以看做是法律。 　　 二、汉代治国思想产生的背景 　　 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都在寻求新的治国方法，“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墨四家，而又以儒、法为最。在后世的论述中，经常把儒法的论点对立起来，但究其实质，两家均来源于西周礼制。所不同的是，儒家更多地注重周礼中“教化”的内容，主张“人性本善”、“齐之以礼”，偏重于道德教化；法家却与之相反，它更关注周礼中惩罚的内容，认为“人性本恶”，礼仪教化是没有用处的，因此应由法律进行强制性的约束才可以。随着周礼的衰落，礼与法的分离成为必然。儒家偏重于礼，给后世留下了一种误解，认为“儒”便等同于“礼”，而“法”与“礼”是不相容的。其实不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和法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拥有共同的起源，并有共同的目的；儒家讲求“无诉”，法家讲求“去刑”，这两者是相同的；只是它们各偏重了周礼的一端。周公本人对于礼与刑的看法更多地认为是应该相结合，不可偏重。③正是这种看法也无后世儒法两家的合流提供了基础。 　　 秦代“以法治国”，偏重法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用法律手段排斥法家以外学说的极端措施，完全背离了法家“去刑”的目的，以至于天下皆叛。 　　 汉继秦而立，秦亡的教训给予了汉初的统治者太过于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也都有亲身的经历。新王朝建立以后，选择新的指导思想势在必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老”的“无为”思想和“儒家”思想便相继出现了。从表面来看，汉代的立法思想，无论是“黄老”还是“儒家”都贯穿着“礼”的内容，“以礼治国”似是名副其实，但仔细考察汉律的发展过程，会很容易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三、汉代礼法并治的实质 　　 汉初定律有《九章律》、《傍律》、《朝律》、《越宫律》合计为汉律六十篇，但到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