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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论诉讼欺诈及其刑法规制 蔡穗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各类民事行政诉讼大量涌现,公民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主要通过民事诉讼这一重要途径予以解决。然而由于诉讼的内容和形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利用诉讼手段进行诉讼欺诈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以虚构事实，提供伪造的证据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故意提起民事诉讼，诱使人民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以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俗称“打假官司”日益频繁。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超出了民事法律规制的范畴。如果不用刑法进行调整，以司法的强制手段进行打击，诉讼欺诈行为将越来越多，防不胜防，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纷争，严重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妨害司法的公正性。 然而，对这种行为应如何使用刑法手段进行打击处罚，目前尚没有可操作性的答案。国外对诉讼欺诈行为虽较早开展研究，但仍没有相对成熟的做法。近几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相关的文章。但真正进行系统研究的不多，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更没有在立法上作深入的探讨。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理也“形式多样”：有的以诈骗罪处理、有的以妨害作证罪或帮助伪造证据罪处理、有的作无罪处理，有的则不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人民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出台后，更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司法实践仍处于迷茫状态。虽然全国人大代表、台盟陕西省委主委马克宁代表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应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增加诉讼欺诈罪,但由于相关的论证不甚完善与科学，建议仍未得到立法界的重视。因此，笔者试图从考察国内外的各种观点和学说入手，结合司法实践中处理的案例，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分析、诉讼欺诈罪的立法构想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探讨确定一个较具操作性的刑法规范，为促进立法，指导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诉讼欺诈 恶意诉讼 滥用诉权 诈骗，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犯罪活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不仅各种普通诈骗犯罪随之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各种新型诈骗犯罪也不断涌现，令人眼花缭乱。 特别是近年来，行为人提起诉讼，通过伪造、变造虚假证据骗取人民法院的信任，借助人民法院裁判的强制力进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引起了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行为无罪；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属于一种特殊的诈骗罪，应称之为“诉讼欺诈”。而且，学术界对为这种行为立法与否，怎样立法，也颇有争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展开了对该行为性质、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立法可行性的研究，以期能够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绵薄之力。 一、诉讼欺诈典型案例回顾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行为已经屡见不鲜。2003 年轰动一时的跨省审判澳柯玛与乔红霞货款纠纷案，诉讼标的就高达 1500 余万元。乔红霞被某中级法院定性为诉讼欺诈行为人并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一瞬间从赢得 1500 万元货款的原告转眼变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阶下囚。 2008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陈文南诉黄宏良买卖合同纠纷案，黄宏良为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伙同廖子权虚构欠款债务，并指使廖子权凭伪造的借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误导法院作出判令黄宏良清还借款给廖子权的民事判决。在执行程序中，陈文南提出执行异议，经法庭审理，廖子权向法院如实供述了其伙同黄宏良进行上述虚假债务诉讼的事实。最终，法院判决黄宏良犯妨害作证罪，廖子权犯帮助伪造证据罪。 “漏某向王某借款70万元到期未还，王某多次催要无果。为了逃避债务，漏某与连襟陈某串通虚构了漏某向陈某借款80万元的事实，并伪造了两张借条。以漏某为被告，陈某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拿到法院的“合法”判决后，待王某提起诉讼时，因漏某已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导致执行终结，王某的债权被侵害。后漏某因妨害作证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陈某因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欺诈行为的不同认定，从而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了争议，进而有必要推动对该行为的理论探讨。 二、诉讼欺诈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 诉讼欺诈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通过提供虚假的陈述或伪造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错误判决行为。行为人在民事诉讼中进行欺诈行为，其目的可能五花八门，有出于扰乱审判秩序，发泄对社会不满的，也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