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写本242号文选注发覆.doc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发覆 傅 刚 1914年至1915年沙俄人奥登堡组织“俄国新疆考察队”,在中国敦煌盗走了大批文物,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其中有一部分《文选注》写本,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材料没有向世人公布,因此研究者仅从该所公布的目录略知一二,至于详细情况则不得而知。199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圣彼得分所合作,双方同时出版《俄藏敦煌文献》,这批材料首次向世人公布,从而促进了敦煌学的深入研究。该文献中的《文选注》,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曾在友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郑明宝先生帮助下,有幸先睹为快,并且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後作为《文选版本叙录》的一部分,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编《国学研究》第五卷中。四川大学罗国威先生则著有专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其中的Φ242号《文选注》写本的文献价值[1]。按,俄藏《文选》敦煌写本有孟01451号左思《吴都赋》、孟01452号起自束广微《补亡诗》迄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孟02859号张景阳《七命》、孟02860号任彦升《王文宪集序》等。此著录号在新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中重新编录,其中本文要讨论的孟01452号著录为Φ242号,故本文亦使用新编号。 Φ242号《文选注》是一个不同于李善和五臣的注本,笔者在《文选版本叙录》中,曾根据它与李善相似的注例,认为它是依据于李善注,又加以阐释文意的注本,但经过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注本并非在李善之後,相反它是产生在李善之前,并为李善作注所依据的初唐注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注本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由曹宪到李善的《文选》学传承和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昭示了李善的《文选》注,也是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开展的事实。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选》学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对Φ242号《文选注》略加分析,就上述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Φ242号《文选注》自《补亡诗》末首“明明后辟”始至《上责躬应诏诗表》“驰必辇毂”句注文“谓天子”止。页十一、二行，行大字十三、四字不等，小字双行，行十九字。书法工整,为典型的初唐写经体。存目为束广微《补亡诗》（残）、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诗一首并序》、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残）。与传世《文选》版本不一样，此卷是六臣之外的注文，这很应引起《文选》研究者的注意。从现存史料看，六臣之外，尚有公孙罗、许淹等。此外，唐开元时期又有冯光震、萧蒿、陆善经、王智明、李玄成等人，都曾注过《文选》。但此卷注者究为何人，很值得研究。经与现存诸刻本相校,我们发现写本具有的一些特征,显示出它是出自李善之前的注本,如果这个结论可信的话,则此本对研究初唐《文选》学以及李善和五臣作注的来源,是一个极珍贵的材料。以下我们从正文和注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正文看,此卷多有与诸刻本不同的字,显示出写本底本是独立于李善和五臣所用本之外。如“达人遗自我”（谢灵运《述祖德诗》）的“遗”、“连物辞所赏”（同上）的“连”、“顓衣朱黻”（韦孟《讽谏诗》）的“顓”、“於昔君子”（同上）的“昔”、“如彼东亩”（张华《励志诗》）的“东”、“则犯诗人胡颜之诚”（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的“诚”等等,诸刻本分别作“贵”、“惠”、“黼”、“赫”、“南”、“譏”。这些异字,注者偶有校语,如“遗”字,校称：“作贵胜”,注文也是按照“贵”字解释。除此之外,写本还多使用俗体字、异体字,如“網”、“罔”写作“冈”,“耽”写作“＃”。“辭”写作“辝”、“雅”写作“疋”等。以“冈”字为例,写本中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重以天冈不可重離”句,正文写作“冈”,注文却写作“纲”,说明编注者所据底本的正文作“冈”,但这是一个汉魏间流行的通用字,所以注者作注的时候又用“纲”字解释。按“冈”为东汉时通用字,《曹全碑》有“续遇禁冈”句,今人陈直先生《汉书新证》说“冈”为东汉时通用假借字。又按,《方言》卷十一“鼅鼄”条郭璞注：“齐人又呼社公,亦言冈工。”《广雅疏证》卷十下“释虫”称：“＃与冈同”,则见“冈”确是当时流行的通用字,但此字至唐时已不多用,故注者遂用“纲”字解释。这个事实表明,写本注者所据底本当是唐以前写本,与唐人如李善、五臣所据本略有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此写本的文献价值珍贵可知。 写本的抄写年代,可据文中避讳字作一些推断。此本于“世”、“民”皆缺笔,无论正文、注文,无一例外,但高宗以后不讳,如 “治”、“照”、“隆”、“基”等,证明写本当在太宗朝。太宗朝的写本,毫无疑问在李善注之前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李善作注是否参考了这个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