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24.docVIP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 　　邓洪波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将“讲道”和“读书”概括为南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特点，其称：“开宝之肇创也，盖惟五代乱离之余，学正不修，而湖南僻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1大而化之，这对抗俗学与科举利诱之习的“讲道”，又何尝不是南宋一代书院的特点之一。正是南宋的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并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 　　一、理学家由反省官学科举之教而掀起书院运动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溃卒作乱，再加以农民起义，四川往东沿江一线，战火连年，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多数随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战争对官学的破坏则更为严重，首先，各地州、县之学和书院一样，多数毁于战乱，更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于危急关头之时，素称“四民之首”的士人，虽曾涌现了陈朝老、邓肃、陈东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壮烈之士，但总体情况则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三朝北盛会要》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复欲入学”2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是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无民族意识，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之心亦丧失殆尽。这种士风败坏的严酷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以收拾人心的任务惨痛地提了出来。此即所谓人心沦丧，价值观必须重建。这是面对士人内部的挑战。 　　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从外部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么等农民军在揭竿而起的过程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人心所向，是一种当然的天理。此所谓“天理”、“人心”者，表明农民军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学家们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意在。这种情形，也反映出以简单的说教已难以统治下层人民的现实，必须更新过时的理论。 　　正是这种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从现实出发，归返儒家经典，兼收佛道理论，从各个方面探索，是为乾道、淳熙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们的理学的集大成。他们艰深的理论重建工作，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所关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论如何传播而让士人民众普遍接受的问题。 　　1元·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以下简称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2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 　　3宋·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9页。 　　汉唐以来，官学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传播机构。而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故事，还在津津于举业功名，地方州县之学，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3而中央官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极少讲学，“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理学家们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或亲临各级官学讲学，或重修新建，作记规劝，思有以振。如朱熹，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晦庵集》卷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中，就能翻检到《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衢州江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建宁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铅山县学记》、《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鄂州州学稽古阁记》、《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等，涉及到地方府、州、县学，范围之广，遍及南宋全境；涉及的问题有建设、学田、藏书、祭祀等，层次之多，关乎官学的各个方面。其拳拳之心，显而易见。尤其是反复推介周敦颐、二程之学于官学，可见至少在朱子的心目中，官学原本是传播理学的当然场所，并努力实践着在官学中推广其以濂溪、明道、伊川为道统的理学理论。 　　但是，实际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2终因积弊太久太深，难以改观。“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而莫之救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