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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自我调适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分裂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 关键词：何其芳；精神人格；自我调适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1）06-0075-05 何其芳在共和国以后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二重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的裂隙之大小随着政策的松与紧而变化，每当政策紧张时，体制力量几乎把他的个性完全压制住，这个裂隙就狭小；每当政策放松一些，这个缝隙就宽一些。这样，何其芳一方面显现出极强的体制性人格，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大的缝隙。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我将着重透视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这一特征。 他的学术活动其实都是在政治舞台上唱的，是政治搭台，文化唱戏。何其芳的很多学术观点，都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看。很多时候，他的所谓的思想解放都有着“政策依据”。他批评杨绍萱戏曲改编和戏曲评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依据是“和今年（1951）五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直接相违反的”。他批评杨绍萱改编剧本中“鼓吹封建奴隶道德”的倾向“正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指示中曾经明确地指了出来，必须加以反对的。”[1]在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演讲《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中说：“斯大林同志的《论语言学问题》谈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苏联也曾经有过讨论。当时我觉得他们有些解释用来解释中国的古典文学，总是解释不通，但是不敢怀疑；直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感到斯大林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解释的本身是有些缺点的。”[2](43)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何其芳发现毛选里有不少文章是反“左”的，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就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即“合谋”。于是他才思考很久，敢于写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3](32)1959年毛泽东交给文学研究所一项政治任务，编写《不怕鬼的故事》，借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何其芳主编了《不怕鬼的故事》，并写序。他的序言和正文陆续发表于《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官方报刊。1961年1月23日他完成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就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与修改的。虽然很多人批评何其芳，在反右倾运动中，何其芳也受到冲击，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很信任，毛泽东对何其芳说：“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对你还是有好感。”[2](475)这无疑给何其芳增加了一层保护膜。何其芳196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上的发言《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 文学》，讨论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何其芳主要引用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述”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周扬的指示，重点讲了对遗产的“批判”性的继承，强调文艺的武器性质：“对于文学遗产不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进行阶级分析，不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不依据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需要来加以吸收和创造，只是片面地强调继承，强调过去进步文学对于今天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旧的传统和新的创造之间毫无矛盾，那是完全违背列宁关于文化遗产的学说的。”[4](251) 在那个政治与政策瞬息万变的时代，学术的独立性几乎完全丧失了。而文艺界的领导即使能够最大化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也是极其有限的。领导心理的变化非常微妙。1961年初，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插手主持全国教材的编写工作，打破了文学研究所的计划。何其芳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不得不接受了上级的任命。此书周扬亲自负责。这时的周扬还强调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与限制，甚至说：“大不了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我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还要大家借鉴资产阶级文学史写法，竭力提倡“春秋笔法”写史。而1962年秋，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他再也不提这些想法与主张，而是强调大家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端正，编辑方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非常富有深意的是，如此大的转变，在当时编写组里并没有人提出任何疑问。樊骏说：“如今回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当时除了感到意外，竟然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或者由此触发什么联想，从而影响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