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救亡思想.docVIP

顾炎武的救亡思想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页。）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 　　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 一、亡于学术 　　他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页。） 　　顾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学”者，“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日知录》卷十八《心学》），“心学”二字连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学本身一变为“老庄”，再变为禅学，顾炎武认为这大大违背了传统儒学的宗旨。不仅心学流于禅释，程朱后学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了严重恶果。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所以心学泛滥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代的思想家颜元也是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最猛烈的思想家。他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二、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是亡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为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所谓“博学于文”，就是要研究社会历史和现状，“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世之务”，（任本31），明道救世，经世致用，抛弃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所谓“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耻”，是强调做人讲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什么叫“耻”？他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