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前世今生.docVIP

“普通话”的诞生?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为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提供方便。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也在无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既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地方官吏的数量极为有限，其行政职能除了征税就是维持秩序。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施美夫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起来。初到上海，他看见吴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兴建”，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 1853年，天平天国定都南京，长江下游富庶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十余年间，作为江南唯一的安全区，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数百人，急剧膨胀为1862年的50多万人。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上海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的大杂烩。又何止是上海？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从沿海到沿江，从中原腹地到内陆边疆，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通商口岸。 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贸易浪潮中被完全被打破了。外国船只不断深入中国内河，铁路则像病毒一般凶猛生长，紧接着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伴随着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剧，曾经静若止水的中国已是死水微澜。（《看历史》2010-4-20） 官话的版图 方言的坚冰虽已破裂，但通行全国的标准音却迟迟未能诞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有一种语言在局部地区但当着通用语角色，它就是官话。 1845年，施美夫在宁波发现：“由于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成为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同样是官话，却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这种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蓝青官话”，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产物。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趋近北京话，因而在沟通上不会遇到特别的困难。事实上，早在1844年，施美夫在广州学习北京官话时，就曾发现戏班里的演员说的都是南京话（他以为这是旧官话），听起来却没有什么障碍。然而，官话却不是人人都会说的。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学习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区，官话基本上成了上层社会的专利。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面对差异较大的方言，仍会像施美夫的宁波男仆一样摸不着头脑。 受方言困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早在1728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碍政令之传达，下令在官员中推广官话。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书院”，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规定8年以后，福建、广东两省，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然而，推行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不那么难懂，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话、厦门官话、广东官话而已。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一百多年后，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足见得语言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留声机、电话、广播等语音媒体产生之前，文字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满足于汉字“书同文”的便利，自然无意为统一语言做太大的努力。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官话的版图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看历史》2010-4-20） ? 老国音的诞生 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打败了中国，也使部分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盛极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