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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的中国隐私权法律保护 　　-观察记者 刘 静 　　如果说生命权、所有权等民事权利是一条笔直而光亮的线，在它的一边，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那么隐私权在法律的概念里则更像一个角度，一个视角，从不同的位置望过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然而法律的程序化特点，要求任何事务都能按制度进行解决，这就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面临着诸多难题。 　　在我国，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隐私权概念，我国也未制定过专门针对隐私保护的法律。 　　但是，没有隐私法并不代表国家放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条款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通则》等，对隐私权的保护往往采用间接、分散方式来实现，比如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时，将其分解开，以名誉权和肖像权等相关法律的构成要件进行衡量，并以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制裁或保护。 　　从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到今年刑法修正案草案中进一步强化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国的隐私权保护法规走过了20多个年头，在这20多年中，有关法律法规在逐渐完善的同时，也不断在接受新的挑战。 　　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 　　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及权利，是美国法的产物。1892年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隐私权》一文，其中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或情感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认为隐私权是人的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当时的概念多有局限，但在这之后关于隐私权的理论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几年后美国法院在实务中采用了他们的结论，创设了隐私权的判例法。与此相联，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将隐私权确认为一项权利纳入到法律中加以保护，推动了人类隐私权保护立法的进程。 　　而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人格权研究起步较晚的影响，隐私权仍然是一个蹒跚起步的新事物。 　　我国最早的以侵害名誉权的间接方式保护隐私权的案件，是1987年的“女经理隐私被宣扬并加以批判”案。被告曲某因与原告洪某在工作中有矛盾，趁洪某外出时，翻阅了其忘记锁好的日记，发现洪某在日记中记载了她对初恋男友的倾心、怀念和思恋，自我倾诉对该男友的相思之苦。曲某于是将相关内容摘记下来，组织成了证明洪某道德败坏、生活作风不端正的材料，复印数份，寄送组织、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又召开公司职工大会，在会上宣读了洪某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并加以夸张、歪曲的解释。 　　洪某为了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之后法院判决认为曲某的行为构成侵权，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 　　此案是国内隐私权发展历程中比较著名的案例。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案判决的依据是把隐私权侵害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并不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这一结果与我国的隐私权法律保护形式不无相关。 　　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我国采取的是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主要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民法，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局面。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四十条都涉及隐私权的保护，第三十八条确定了人格权价值基础，第三十九条、四十条是对隐私权的具体内容的保护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确保了隐私权是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来保护人们的人格尊严，它是一种不同于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的更高层次的人格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部门法。 　　我国《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为刑事责任来实现的。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类似的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 　　在诉讼法方面，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我国一些程序法又规定了不适用公开审理的情况。 　　在行政法规方面，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 　　对于目前我国多层面的隐私权立法格局，虽然看似全面，但和美国等立法较完善的国家相比，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法学界的普遍看法认为，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