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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切联系原则如何在我国际私法中运用的立法构想 ? 最密切联系原则如何在我国国际私法中运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当代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运动方兴未艾，尤其是传统冲突规范的“软化剂” ——最密切联系原则备受各国国际法学家和国际私法立法及司法实践的青睐。由于我国对外开放较晚，立法经验不足，又受过去宁缺毋滥及前苏联属地主义思想的束缚，立法缺乏超前意识，使得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严重滞后于当前加入WTO的形势，并呈现出许多弊端：如漏洞多、较呆板、分散化且内容相互之间不协调等。修订或编纂我国国际私法尤其是有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条款已刻不容缓。笔者个人认为要想完善我国国际私法中有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首先要从总体上明确该部分立法的指导思想。笔者个人认为该部分立法的指导思想可以归纳为：恰当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度”以寻求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最佳准据法，以利于更好地解决涉外民事法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从连结点的角度努力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度”，使之较为合理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为了确定争议的准据法才存在的。而连结点的最终作用就是证明适用某特定法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确定连结点是正确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就目前而言，一般接受的连结点主要包括：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当事人的注册地、主要营业所所在地、住所、居所、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等。当有如此多的连结点时，如何使用连结点和如何决定连结点的使用次序或者重要程度，是法院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法院的实践中，从来没有法院能够将所有或者主要的连结点按照各连结点的使用次序或者重要程度排出顺序。同一连结点可能因案件事实的不同，在不同案件中代表的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因此，可以说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机械程序根本就不存在。法官的素质和对某特定事实或案件的看法是影响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后果的决定因素。正是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是抽象的，而不是直观的，因此其核心问题，也就是对最密切联系因素的判定，由于各国法律观念不同，认定的方法也就不同。英美法系通常运用“利益分析”、“合同要素分析”的方法来判定，大陆法系国家则使用“特征性履行”规则来认定。笔者个人认为我国的有关立法可以吸收两大法系的精华即在通过“量”与“质”的分析确定“特征性履行地”以明确连结点的同时，作出例外规定即当法律关系明显地与特征性履行地之外的法律有更密切联系时，则适用该法。 二．从结果判断上努力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度”，使之较为合理 上面谈到了要根据连结点来判断最密切联系，但是同时也要考虑法律适用的可能结果。相比较而言，连结点的特点是相对具体和客观的，而法律适用的可能结果则较为抽象，其重点在于对法律适用和法律选择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对法律结果适用的判断相当必要，因为如果只根据连结点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但适用该法律将导致某种不利或不当的结果或者对法律追求的某种价值有所破坏，就不能认为该法是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此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须从法律选择的合理性和法律适用结果的适当性两方面来判断。 判断最密切联系，并据此确定法律适用时，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一）国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有序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际社会达到整体的协调、有序。因此，各国不应只将内国法律作为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在判断最密切联系的时候，应当以大多数国家所采信的联系为参照，尽量使各国之间援引的准据法方向一致，尽量使得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法律与多数国家一致适用的法律联系起来。 （二）对当事人合法既得利益的保护和正当利益期望的实现 美国学者认为，对当事人正当期望的保护，是法律所有领域中包括冲突法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判断最密切联系时，有利于排除侵害和赔偿损害、保护当事人既得权利，以及促成义务履行，使当事人利益期望得以实现的法律与法律关系之间的联系，应当被视为最密切的联系。 （三）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以及结果的可预见性和一致性 美国学者指出，结果的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是所有法律领域中重要的价值追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出现同一类法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某种因素与某一法律相联系，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通过别的因素与其它法律相联系的情况，否则会造成法律适用不公正的后果。另外，要想使得法律关系稳定、有序，当事人在法律关系开始时就应当可以预见到所选择的法律适用的结果，权利方应当可以知道自己所享有的权利的范围，义务方也应当可以知道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 （四）应适用的法律应易于认定和适用 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一国法院经常可能会适用外国法，而由于法官很难熟知外国法的内容，因此也就难以正确适用外国法。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