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主体不明问题.docVIP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主体不明问题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隐私保护原则，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增设了未成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而建立了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相较于讯问未成年人和对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其他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化、简单化，并缺少相关细化解释，这导致了该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明 　　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刑事诉讼法》并未有明确规定，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第一，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证据，因为它不能归于任何一种法律明确列明的证据种类，因此只能用作办案依据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与持第一种观点相反，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证据，因为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证据被定义成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表明证据的外延变为开放式，也即允许存在七种法定类型之外的证据类型。基于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一种量刑证据。因为它不能证明案件中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而“主要证明与量刑有关的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有利于法官准确量刑的其他事实”，因此它不是定罪证据，而是量刑证据。 　　第四，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品格证据，因为其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日常行为表现、名声等，因此认为其为品格证据不可采。然而，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仅包括性格、日常行为表现、名声等，还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生活环境等，从内容上相较于品格证据更为广泛，因此并不是品格证据。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应界定为量刑证据。首先，社会调查报告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等情况进行客观了解调查之后形成的，而非调查人员的主观臆断，因此具有客观性。报告的内容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客观的联系，因此具有关联性。调查报告是根据法律明文规定，按照法律要求及法定程序获取的，具有合法性。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属于证据;其次，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较为全面，有利于全面客观的评估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具有可改造性、人身危险性的高低、是否具有再犯可能性，从而为实施刑法的个别性处理提供参考;最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明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具有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等酌定量刑情节，是否具有适用缓刑的条件。因此，应当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认定为量刑证据。 　　二、调查起始阶段及调查主体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调查的主体可以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三者都有调查的法律资格，但是由哪个机关调查却不明确。此外，调查从哪个诉讼阶段开始也同样未进行规定，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调查起始阶段不明便无法确定调查主体。 　　(一)关于调查起始阶段 　　《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应由哪个诉讼阶段开始，因此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在诉讼第一阶段，即立案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开始调查，这样能够保证调查时间及调查信息的全面性。 　　然而，笔者不赞同此观点，由于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清案件事实，收集有罪或无罪证据，加之警力有限案件繁重，在立案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并不能保证调查报告的全面、客观、公正。此外，若在立案侦查阶段便开始调查，由于检察机关是否会对嫌疑人决定起诉并不确定，作为量刑证据的调查报告有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应在审判阶段开始，因为社会调查报告是量刑证据，其作用是在审判阶段为法官提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等酌定量刑情节、能否适用缓刑的参考，因此，在审判阶段开始调查有利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健康发展。 　　(二)关于调查主体 　　尽管公检法三机关均有调查的法律资格，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两个机关在两个诉讼阶段进行。一是在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二是在审判阶段，考量是否可以适用缓刑、管制时由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社会调查。这样便产生了重复调查的问题，不仅浪费了人、财、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