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问题的可行性探讨.doc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问题的可行性探讨 　　从中外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被适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各阶段。根据我国 2012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8 和第279 条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研究表明人们似乎更加关注起诉阶段刑事和解，而对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往往持否定态度。当前在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面临以下质疑: (1) 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主要职责的公安机关，会不会因为刑事和解的推行而对事实调查产生懈怠。(2) 一线侦查人员能否站在中立立场上对案件进行理性的判断。(3)因为刑事和解没有经过其他诉讼程序就结案，会不会因缺乏有效的审查和监督而在和解过程中引发腐败。(4) 在侦查阶段实行刑事和解，会不会因为处罚太轻而影响犯罪预防效果。(5) 刑事和解的权衡是一种职责，会不会因过度耗费原本已经稀缺的警力资源而影响诉讼效率。(6) 公安机关促成和解而不是打击犯罪，会不会因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评价体系而遭到公众的非议。围绕上述问题，笔者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问题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一、刑事和解与事实调查之怠惰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因此，学者们认为，在侦查阶段应当控制刑事和解的适用。理由是，如果在侦查阶段过早适用刑事和解，就会放松对侦破案件的追求。针对侦查机关怠于值守的质疑，有必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是不同的，其适用对象为社会危害性轻微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案情较为简单，且其是针对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主要针对刑法第四章和第五章规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以及除渎职犯罪之外过失犯罪被判处七年以下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其证明标准与社会危害性严重的刑事案件相比更为宽松。因此，这里的事实基本清楚，就是指有证据证明案件是存在的，并可以清楚知道加害方和被害方身份关系，案件所造成的损失是明确的，并不要求侦查机关查清案件每一细枝末节。达到这种标准，就可以确定案件是否存在，是否符合侦查阶段刑事和解要求。因为加害人对加害行为的供认是被害人宽恕的前提，在刑事和解模式下加害人更有供述的压力和意愿。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既然达成协议，形成谅解，对于案件事实细节之未尽事宜，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加害人的自愿供认来补充。所以，在适用刑事和解的部分轻微案件中，侦查机关更容易达到证明规格的要求，从而使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侦查机关的职责是在刑事案件发生后积极开展现场保护、勘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对于侦查机关无理由怠于查案而逼迫当事人和解的，要给予一定的处分，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向检察机关申请督促。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1997)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1999) ，如果警察违反职守则应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对于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必须在受理案件后积极立案并实施侦查行为，不能因为刑事和解可转处程序的存在而忽略案件的正常处理。对于不作为或查证不及时造成证据缺失等问题的，应按照公安机关执法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实行责任倒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刑事和解与侦查机关之司法公正 　　侦查阶段和解是否会影响案件处理之公正? 有人认为，侦查机关的任务是发现和打击犯罪，而打击犯罪是一个斗争过程，这与刑事和解充当调停人所需要的理性和中立不符。身处犯罪调查一线的侦查人员在亲身经历犯罪现场的情况下，似乎更容易产生对加害人的厌恶情绪，从而影响其对案件的理性判断。 　　侦查机关的任务就是发现案件事实、调查取证、细致勘查，要尽量还原案情。侦查人员通过调查取证行为将一定的“介质”提交给检察机关并最终接受法庭审判，也使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能够对案件进行监督。因此，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是最为了解的，这有利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也为侦查阶段实施刑事和解提供了基础。 　　刑事诉讼中所进行的侦查活动属于司法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警察是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力量。侦查机关要在案件处理中保持理性和中立，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在刑事和解模式上，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自行和解”模式、“民间机构和解”模式、“司法和解”模式。“自行和解”模式即加害人—被害人和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加害人和被害人自行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最终由侦查机关予以确认。在侦查阶段和解的案件主要是轻罪案件，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由于上述案件相对社会危害轻微，可以“自行和解”为主。 　　实践中案件双方有和解意愿但碍于情面不便提出或者由于关键问题分歧，纠纷的解决陷入僵局，为了促进和解的顺利进行应引入第三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