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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被认为是此轮中国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顶层设计”如何框定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针对人大在预算和财税改革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关系、审议中《预算法》的相关热点等问题，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了第一财经（微博)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采访。 许善达认为，我国尚处在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进行时限制了人大全面拥有立法权，但目前就可以赋予人大批准政府部门开征税费的权力，同时将审计对口人大，切实提高人大的监督。针对中央地方的分税框架，许善达表示，由于营改增的推进，现行的分税制框架已经难以为继，将消费税转至零售环节下放地方，是弥补改革后地方收入减少近万亿的可行方式。 征收税费需经人大批准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有关安排，今年晚些时候“三中全会”时要公布下一步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财税的角度来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许善达：从财税领域来看，首先要把向老百姓和企业收钱的这个权力约束住，这是个前提；怎么收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再怎么花，这是第三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可以启动第一个问题，就是先把向老百姓和企业收钱的权力约束起来。 然后是税收的问题，有几个税可以从人大进入立法程序，但像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还在改革的税种，估计要等五到十年，待改革完成后人大再来立法。 日报：在财税改革的整体框架中，提高人大的作用是个趋势，从目前的情况看，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许善达：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对企业或者居民征收任何的税费，按照法律原则应由人大立法通过，但我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过渡期间，税制政策变动特别大，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税制，这时候要完全由人大来负责立法工作，我觉得事实上不符合当前的过渡形式。其实在历史上，人大曾经有这样的考虑，比如说增值税，最大的一个税种，是不是由人大来立法？ 日报：那是哪一年？ 许善达：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是想人大来立法增值税，但是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个事最后还是没有由人大来负责。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尚未完成，营业税还在，服务环节还没有实行增值税。在这样的变动期，若是人大立一个增值税法，那以后的改革要做起来就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小的政策调整都要报人大审议，我觉得这个条件还不太成熟。第二是人大的人力资源需要有准备，真要人大负责立法，按照现在人大的人力资源也是不够的。 日报：若要人大立法财税，还需要专门的委员会，增加更多的人力。 许善达：对，现在人大有预算工作委员会，有法律工作委员会，如果真要起草税法的话，我觉得必须单独设立税收立法的工作委员会。 日报：从预算的角度看，整个财税改革大框架还是要靠国务院来推动，人大在下一步才能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 许善达：我认为是这样，现在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已由人大立法了，但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人大还没有立法，因为还处在改革过程中间。但针对一些小税种，我倒认为人大可以从其中选择若干个比较成熟的来立法，比如说契税、印花税。另外，人大立法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就是规范收费或基金，人大和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管理。 日报：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放到《预算法》的修订里面一并解决？ 许善达：我觉得《预算法》可以做这个规定，就是对居民和企业的收税或者收费都必须经过人大批准。 日报：现在大家谈人大，有人会说是“橡皮图章”，经过人大批准只是走个程序，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督呢？ 许善达：我认为经过人大的程序，至少对政府部门或对基层政府的收费行为会有很大的约束。而且可以扩大级次，不仅包括省和全国人大，省以下的，例如没有市人大或者县人大的批准，也不可以来开征税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日报：可以来整体地清理和批准一次。 许善达：以前从来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政府收了多少钱，经过批准以后，所有预算覆盖的范围就完全准确，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要是能够把所有政府收的钱这个数字搞得很准，在中国的财政历史上，这个进步就是历史性的。此外，这样一来，还约束了市、县、乡政府向企业或居民收钱的权力，对于保障企业和居民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这件事情现在就可以做。 审计部门直接对口人大 日报：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最高领导人是否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钱？ 许善达：每个部门自己知道，但目前并没有完全纳入预算管理，所以要想统计数据，必须找很多部门一起来汇总，目前向人大提交的报告里面，基金和收费也是只包括了一部分，还有很多基层政府收的钱没有包括，所以目前的预算仍然是一个并没有完全覆盖政府收入的状态。 日报：去年包括社科院、博源基金会在内的智囊机构做了多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国家账本的研究，这个研究总体上是否能达到要求？ 许善达：这些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是他们主要是从有多少资产、有多少负债去研究，并没有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作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