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庄子的处世哲学.docVIP

孔子和庄子的处世哲学 一、引 言 在中国古代史上，最让人感到有趣的莫过于孔子和庄子。有关他们两人的讨论无论是古代史上的谁也及不上他们。的确，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儒道合流的文化，中国国民的性格是儒道互补的性格，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中国是儒道的天下，也正是基于这种事实。 照我看起来，孔子和庄子都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或文学家的那种人，然而，他们两人无论是对中国的哲学还是文学，甚至于其他方面，无一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本来是清的，但是由于我们后人不清历史，结果弄得历史不清。孔子和庄子都有不少弟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为他的老师写部传记，这给后人留下了争诉的缝隙。有关他们两人的生平材料，均散见于其他各书，非但零碎，而且缺乏时间观念，缺乏因果联系，直到今天有关他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人提出异议。 讨论他们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乃至经济思想，从某中意义上讲可能非常重要，但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及这种态度对后世的影响。孔子和庄子的生活态度后人分别用“入世”和“出世”来括示。孔子所表现的精神称“入世精神”，庄子所表现的精神称“出世精神”。本文欲就这两种时代精神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自由思想的产生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一个事实非常明显：每一次人性的觉醒总是或多或少伴随着社会动乱。思想的解放总是和王权的动摇相联系。人类为着生存着想，客观上要求人们结成群体，可是，一旦铁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个人的存在便无足轻重，只有集体才变得至关重要，人性受到压抑。如此一来，耐不住束缚的心灵便追求自由而奋起反抗。等到满足了自由意志时，却又丧失了安全系数，人类又变得孤单和软弱起来，于是又莫明其妙地要求某种社会制度了。这中说法大有机械论的嫌疑，但我指出的却是历史学家无法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普遍王权在结束了原始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西方的王权和宗教向来分庭抗礼，直到十七世纪科学的威信上升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宗教向来服从于王权，信仰上帝即是信仰王权，所以夏代是“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到了商代虽然渗进了巫术，然而性质并没有改变。商王自称“余一人”，是独一无二的人。统治者要干的事，占卜可以干，他当然乐意去干，占卜不可以干，他也干，因为他的能力办得到。西周的政体，大致上沿革夏商，而且更加趋于缜密，统治者不仅完善了夏商以来的典章制度，而且对祭祀礼仪和一些生活习俗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周公旦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所有这些典章制度及规定，就是孔子所谓“礼”。 夏、商、周是严格的一统局面，作为国家的臣民，你要么承认不论是好或是坏的王权统治制度，要么被杀头。个人的存在以承认王权为前提，国家意志个人意志没有哪条定理能够保证它们和谐一致。个人在实质上不是服从本愿而是迫于暴力。那个时期的社会不需要自由思想，要的只是服从，所以在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人。就周公说，充其量他最多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什么思想家。这种情况延续到东周时才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动力，依我看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二是心灵的觉悟。从社会一面讲，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财富增长了，部分人可以在果腹之后关心个人以外的事了。原先周天子所封的七十二王，初衷在于屏藩朝廷，现在他们却仗着众多的财富，跟周天子分庭抗礼，并且把自己标榜得很有德行，以争取民众。从个人一面讲，中下层人民对王权普遍有了不满情绪。他们发现，自己以自由作为牺牲的代价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这种不满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到这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的局面，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其结果有好有坏，至少在思想界出现了诸如老子、孔了、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系列震古烁今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各诸侯国尾大不掉，周天子无法控制，遂成了傀儡。原来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已成为过去。诸侯之间则为了地盘财富而征战不休。生活即经验，经验即可应付生活，而思想却由经验得来，因此思想遂成为生活重要的工具。处于如此混乱的社会，至少要求你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选择，而选择离不开判断，判断自然需要自由思考，于是自由思想在这时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突出。 三、孔子和庄子对社会的观感 处于当时的社会，孔子主张，人必然要积极进取，通过内省，把道德贯注于言行，通过社会透出个人的价值。庄子则不然，庄子主张，人应当顺应自然，通过内省、自觉人的存在，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达到“超乎天地之外，游乎四海之间”的境地。这是两种不相同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的不同自然基于对世界的观感不同。 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体系。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