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30年教训】.docVIP

【中国经济30年的教训】 我在研究中国经济过程中学到的教训有4个部分，分别关于：经济学科学、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中国经济的特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一、经济学科学，关于经济学这一学科，我发现经济学基本原理适用于中国。这个结论是基于我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研究问题包括：城市住宅、医疗和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通胀的成因；外生货币供给对总产出和物价的影响；上海与香港股票价格的形成，及这些股价与纽约股价的共同变动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很多研究的结果已刊登在本刊及其它报刊的专栏中，并结集在我的新书《中国经济随笔》。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下都能运行，很多西方人士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因为中国政治与法律体制与他们的不同就批评中国的市场经济。此外，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这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和中国各省之间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重要原因。二、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在台湾提供经济政策建议开始于1967年。当时，我被蒋介石总统任命为5位经济顾问之一。后来，在中国大陆，我又在1980年代担任总理和体改委的顾问。仅有经济学知识是不足以当经济政策顾问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学术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之间有一定距离。一个例子是在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聘请了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来提供政策建议。在危机期间，这些国家由于国外资本大量撤离而缺乏金融的流通。正确应付的对策是增加金融的流通性，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的专家提出了相反的建议，要求政府缩减开支。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几个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尼。经济学家们未必能认识导致经济问题的根源。其次，在认清经济问题与制定可行政策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1980年代中期，体改委认识到为了增加经济效率，物价不能再由中央控制。但放松价格管制的过程中又不能让经济和政治发生动荡。当时，城镇工人每月仅支付几元的房租，因为住房是由他们的工厂提供；国有企业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原料；外汇汇率也被低估。政府采用的政策是价格双轨制，保留原有的低价，但限制交易数量。与此同时，市场上的房价、原材料价格、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汇率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一方案在提出之后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的一些有名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了休克疗法，很快地放开价格管制，改革没有中国的顺利。我也学习到在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时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①政策必须是可行的；②接受建议的政府官员必须有能力执行这项政策；③建议的时机必须合适；④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思想开放，愿意从政府官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设法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实施问题。实际上，最好的政策是在相互探讨中产生的，在台湾和大陆都是如此。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政策是由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主计处处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组成的5人小组决定的。每年夏天都有一个星期，周一至周5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5位经济顾问会与5人小组面对面座谈，5位官员提出他们的问题，之后5位专家回到办公室做相应的研究，互相交换意见，以草拟一份政策建议。约6周后，两组人员会再次会面，详细讨论草案，最终拟定一份政策提议，并登报告知民众。 当我在大陆担任顾问时，也有同样有效的意见交换。1986年1月在香港我第一次与由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和央行副行长刘鸿儒带领的几位体改委成员见面。接下来的会面于1986年及1987年夏天在北京和1989年3月在香港举行。会议通常持续5个工作日。在会议上坦诚和开放地讨论了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包括经济改革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我和体改委成员彼此学习。1989年的会议之所以在香港举行，是因为我想邀请台湾首席经济顾问蒋硕杰参加，那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如何控制通胀。通胀率在1988年秋季已高达25%。蒋硕杰在台湾1950年代针对通胀提出的有效方案是提高银行存款的利率。那次会议的结论是将中国银行存款利率提高至11%，随后通胀得以控制，因为人民把大部分的钱存在银行收利，不用来购买物品以致提高物价。我已制订多项描绘中国经济状况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式，发现方程式的参数可透露中国经济的特点，亦发现在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的前后，部分方程式的重要参数值其实维持不变。三、中国经济的特质，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包含一项可表述整体消费的方程式，及显示整体投资的方程式。消费方程式按上年的消费来决定今年的消费，根据永久收入假设，程序系数相等于一。按该假设，消费是与永久收入成比例关系。因此，去年的消费是衡量去年永久收入的理想指标，可用以预测今年的消费。该投资方程式是根据加速原则。若根据收入来决定股本，而由于投资是股本的变动，故可按收入的变动厘定投资。因此，从1952至2008年的数据中发现，在该投资方程式中，滞后收入系数是负数，其绝对值相等于现在收入的系数值。另一方程式